《玫瑰坝》——一部当代中国农村的诗史

 

2017-01-06 23:03

来源:  北京之春

作者: 陈维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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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坝》这部小说最早我是从梅西大学图书馆一位老师这里得知的，他说这部书非常值得一读。由于种种原因，我一直没有得到这本书，在网上看过几个章节觉得不错，再想看就没有了。直到遇罗锦发来他与作者谢宝瑜对该书的对谈，我才从作者这里得到了此书的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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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上打开这本书后的几天，我几乎沉浸在书中与书中的人物同欢共悲。短短的几天中伴随着主人公，从一九五零年那个阴冷的冬天开始，一路走到文革。通过六十多万个字，我与玫瑰坝的乡民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觉得自己也是玫瑰坝人了，也会说“一火镰”，“遭不住”，“之楷家”，“那个展儿”。

书是从土改开始的，“土改”是中共罪恶的开始，工作队在玫瑰坝枪毙的两个地主，一个是林国友一个是王秉文。林国友虽是保长也无大恶，不过是饭碗里多了几块肉，多讨了几个小老婆而已。王秉文则是一个大善人，不但在村中造桥铺路，救济乡里，连老婆王素芬都是做善事做来的。前者村民虽无好感，但也谈不上仇恨，后者村民们对他则是感恩戴德。但工作组为了开展土改不分清红皂白都一枪毙命，王秉文连天灵盖都飞去一半，还向家属收取子弹费。后来又枪毙了一个“观音庙”的和尚慧通，他在土改前买进了几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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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被枪毙的地主，林国友作为保长是乡村与政府间的一个上传下达者，是没有报酬的义工，民国时规定由初级中学文化的人担任，也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王秉文是乡村经济，文化，道德，慈善事业的承担者，是乡村社会的中坚人物，代表的是中国乡村的文明。和尚慧通虽有土地，但土地非个人所有而是庙产，他是乡村宗教文化的主持人，心灵的导师。这三位地主构成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乡村文明，共产党将他们杀了，不仅仅是谋财害命，更是把中国乡村的传统文化杀了。从此，中国的乡村成为文化的沙漠，野蛮代替了文明，作恶代替了行善，无法无天代替了头顶三尺有神灵的因果报应。靠天吃饭，勤劳致富，远离权力自生自灭，自由自在的村民，成为政府任意驱使的农奴。从劳动耕作，吃饭睡觉，到生老病死都成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牺牲品。土改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为了某种主义的最残暴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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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坝有三个主要人物，一个是冯东明，一个是陈素芬，一个是王守伦，全书基本是围绕着这三个人展开的。

冯东明是共产党内的小资产阶级理想主义的代表，对马列主义已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他是三个女人心仪的对象，且个个痴心不改，他也有着对女人的浪漫主义情怀。这个人物作者着墨最多，但实际生活这样的共产党人并不多，他因出身问题一直解决不了党票问题，最后还是靠他的情人范淑君入了党。但他一直以党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也是按党的理论来进行工作。他本是一个天性善良之人，但一当他以共产党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与工作，他就犯傻犯糊涂丧失了人性。而事实上真正的共产党员很少有象他那样纯洁的，不过是顶着马列主义的骗子，是打天下坐天下的土匪强盗。他是马列主义的施害者，也是马列主义的受害者。

陈素芬是一个可爱的美丽聪慧的女人，她凭着自己的善良能够把是非看得分明。她把共产党看作杀富济贫的绿林好汉，她知道不管自己的丈夫做了多少善事共产党都会杀他。王秉文直到被杀才体会到自读了那么多的书，还不及她直觉得来的道理，后悔没有听从她的话逃到海外去。她对冯东明说共产党杀人是立马就杀，以前杀人总还要过几次堂，让人有机会喊一喊冤。她说共产党干部平时说话也和气象是一个好人，但转眼就会变得杀气腾腾，在她眼里入了共产党就如同邪体附身。冯东明的共产党理论，她仅用常识就可以批驳得他无从还手：比如她说地主借钱给佃农只有二厘三厘是犯罪，那么城里银行借钱五厘六厘怎么就不是犯罪了。政府说出租土地是剥削，那么政府收公粮也是剥削。在她认为女人不下地是天经地义的，女人要十月怀胎，要忙家务，再要下地就不公平合理。她一开始就认识到所谓的马列主义不过是邪教而已。她是在共产党手里唯一对共产党异端邪说，五花八门的运动有着清醒认识的人。她良善，贤慧，明理有着中国妇女的种种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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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伦是乡村的流氓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特性是好逸恶劳，共产党来了，搞土改正对他的下怀，而实际上共产党在农村依靠的对象大都数是这个阶级的人，日后也成为乡村干部的主要成员。王守伦有朴素的农民感情，有憨厚的一面，大饥荒之年，他能够为乡民瞒产藏粮，为此受到上级的威胁与毒打也不说出真相，坚守了做人的最后底线。他设计弄掉了实行极左路线的乡长候亚昆，让村民种自留地渡过了饥荒。他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淫乐妇女，也信守承诺。当他看上四类份子颜惠玲为了长期霸占，强迫她贫农丈夫龚顺发同意，他把龚捆起来毒打，对颜却十分心疼，还被她追打得满地转，把一个痞子无赖描写得惟妙惟肖。当年他就是为了能共产共妻参加革命的，事实也证明革命不但能共产共妻，更可予取予夺，打人杀人。这个人物是写得最为深动，他是一个憨厚，狡猾，残忍交织在一起的有血有肉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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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坝》描写的历次运动，都以对比的方式来说明共产革命的荒唐。比如说解放前田赋和捐款加起来不到收入的二成，共产党所交的公粮要占收入的二成六，农民所遭受的剥削远大于解放前。大跃进砸锅炼钢，结果炼出几块铁渣，最后体会到国民党出的一本中学课外读物，都已告诉木柴是炼不出钢的。在大饥荒那年唯一能够有余粮接济乡人的，是一个被赶上山的麻疯病人。作者通过这个故事告诉人们，只要远离共产党领导，只要在人民公社之外，村人就能自给自足，安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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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结束在文革，从土改的步步惊悚与细腻来看，文革描写显然有些粗略。但还是正确地道出了，文革的杀人与历次运动不同，如果说历次运动杀人，还有组织秩序与依据的话，那么文革杀人只要成立一个什么组织，戴上一块红袖章，以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由就可以任意杀人了。主人公陈素芬最后死于文革红卫兵之手。红卫兵的一个组织为了比另一个组织更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杀死所有的地富反坏。文革一开始陈素芬就意识到，这一次运动与历次运动不同，她很难逃过这一劫，她的预感应验了，她被绑在树上胸前有一个炸药包，连同她的儿子与腹中的婴儿。中共的残暴也到了它最颠狂的时期。

从文学上来说《玫瑰坝》没有较多的景物描写，也没有大段的心理刻画，文字直白，朴实，有乡土气。叙述上该略的略，该细的地方十分详尽，比如玫瑰坝这个区有多少户，多少人，贫农多少，中农多小，富农多少，地主多少，水田多少，旱地多少，种什么庄稼，打多少粮食，米多少，杂粮多少。庄稼怎么种，水利怎么搞。土改前农民与东家的关系，从租地，放债都有详细的数据。土改后农民与政府的关系，如何交公粮，如何吃返销粮，干部的粮食供应与方式都交待得非常清楚，这也是《玫瑰坝》一书可读性与可作史学资料的地方。从情节上说，它是以中共的政治运动为线索展开的，一环扣一环，故事情节的发展前后照应十分到位，一支笔，一顶帽子都有伏笔，都有来龙去脉的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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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坝》好似夏日黄昏村头大槐树下的一个故事会，故事虽然充满血腥，却讲得十分平常，因为他知道即使不作添油加醋，只要平铺直叙，也足够让听者为之惊悚。如果一惊一乍的，反到损害了原有的样子。作者为了怕后世的人把它当作一个故事，所以把故事性的东西统统拿掉了。皆因共产党那套说教，比志怪神异世界还要稀奇古怪，他的无道比三界六道还要残忍百倍。因此无需创作，只要按原样原貌写出来就可以了。

《玫瑰坝》是一部小说，也是一部历史文学报告。如果不了解共产党，不了解共产党的历史，看看《玫瑰坝》就可以了。共产党的荒唐与残暴是历史上所没有的。一个从遥远的西方传过来的马列主义，变成了毛泽东思想，三十年间彻底地灭绝了中华文化，把中国变成人间鬼域。中共宣传片《白毛女》说：“旧社会把人逼成了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了人”。而把人逼成鬼的恰恰是共产党的新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