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死的咏叹长歌》

        彭小明

 

 

《玫瑰坝》是一本海外出版的中文长篇小说。作者是旅居加拿大的谢宝瑜先生。沉甸甸的煌煌巨著六十一万多字，是一部不同于中国官方文学套路的另类作品。吸引人们的是它描写了从土改到文革的农村生活，完全是不同于官方意识形态的人物形象和思想言行。

​

中国农村，土改、合作化、公社化、大跃进、社教、文革……中国的读者接触过不少这类题材的作品。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柳青的《创业史》，胡可的《槐树庄》，浩然的《金光大道》和《艳阳天》。记得刚进大学不久学习当代文学史的时候，老师讲了一个触目惊心的问题。那时刚好是农村经济改革的时期，人民公社全面解体，农民恢复包产到户……，反映到意识形态上来，就是先前歌颂合作化、公社化和强调阶级斗争的文学作品一下子变成了描写错误路线的宣传，顿时失去了生命。柳青的《创业史》就是其中的典型。老师的话极其凄凉冷酷：柳青的作品失去了意义，顶多只剩下资料价值。柳青早已作古。墓葬就在他的家乡陕西某地农村。村里的人们早已把他忘却，坟头上荒草一堆。听着老师的讲解，我想起初中时代阅读《创业史》的感觉。看了故事的开头，梁生宝父辈的苦难还是有点吸引人的。可是等到转入合作化，搞社会主义的内容就怎么也看不下去了。感觉就是假，看不到农民真实的热情。

​

《玫瑰坝》也是描写农村土改的长篇小说。开门见山就描写了国军军官的狼狈逃命，还有地主老爷在家里的谈话，共产党即将到来的传言越来越近……玫瑰坝是川西雅安地区的山乡。政权更迭搅动了这里平静的生活。地主王秉文平时不断扶穷济困，被称为“王善人”；他也听说过一点马列理论，愿意将土地和房屋捐献给共产党，希望能换得在家乡继续和平生活下去的权利。可是土改工作队定他为恶霸地主，但是暂定为不杀的对象。可是斗争大会上情绪一激动，宣判的干部竟顺口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王秉文就这么被处死了。留下的是他年轻美丽的妻子陈素芬和满月不久的儿子。工作队的青年干部冯东明曾与陈素芬有过青梅竹马的童年友谊。于是在一名信仰共产主义追求进步的青年干部和一位知书识礼、深明道义人伦的青年妇女之间的互助互爱，乃至以身相许的爱情纠葛就在这个偏僻的乡村和险恶的环境中展开了。爱情当然不可能在真空中存活，她在人为阶级斗争的紧张中挣扎，直到文革的杀伐中魂消魄散。

​

冯东明和乡里人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话语系统。一个是马列共产主义的斗争话语，另一个是传统的民间话语，掺杂着古代传承下来的古典文学和说唱文学的精彩语汇。

​

在行刑之前的几分钟里，冯东明向农民解释说：粮食是我们劳动人民生产的；财富是我们劳动人民创造的。这世界上的一切都应该属于我们劳动人民，而不应该属于像王秉文这样不劳而获的地主老财!”王秉文是陈素芬的丈夫，是她的救命恩人。面对大会的宣判竟没有乞求饶恕，语调平和地反驳说：“你的判词完全是一派胡言!”会后冯东明来收子弹费。陈素芬摸不透共产党到底是什么样的土匪。

​

土地分完，财产分完。陈素芬一进门，就跪在地上说：“组长大人开恩，把那些尿布上给我，昨天晚上我的娃娃没有尿布换，哭了整整一夜。”……然后又说：“组长大人，你好事做到底，再赏两件衣服给我们吧。”

​

说到“陈素芬出身贫民，嫁给了地主，算不算坏人”的争论，陈素芬气愤地说：“在你们看来，坏思想就像花柳病一样，是可以通过婚姻传染的。认为我嫁给了一个坏人，所以现在也就成了一个坏人!”冯东明说：“我们大家都必须清除自己头脑中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坏思想，树立起共产主义的好思想来。我们只有改造了自己的思想，才能创造必要的条件，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

​

陈素芬想起了《水浒传》里面的投名状。林冲必须先杀一个无辜的人才能入伙。所以干部们要先杀了秉文，然后才能加入共产党。

陈素芬的哥哥陈进是地下党，土改时已是县委书记。他认出妹妹以后，一起去祭扫父母兄弟的坟茔。陈进动员妹妹去参加工作，讲了妇女走出家庭的道理。陈素芬说：“……你们已经打下了天下，应该有一个坐天下的样子。俗话说人命关天。以前杀一个人，要过几次堂，要给人家一个喊冤的机会。要把文书送进京城，由皇帝批准。还要等到秋后才能问斩。你们共产党呢？连堂都不过，上午把人抓了去，下午就把人杀了。”说完大哭……陈进只能说，妹妹是中了地主阶级的邪了。

​

冯东明因为舅舅在台湾出任美术馆副馆长职位，所以入党受阻。只好当玫瑰坝乡政府低级文书。而二流子穷光蛋王守伦却顺利入党，当上了乡长。陈素芬惊奇地质问说：“……我听大哥说，当个共产党员不是要做官当老爷，而是要为人民服务。你每天都下田去帮助大家干活，不要钱，不要粮，像个为人民服务的样子。所以我说你相信共产党讲的那一套。王守伦一天到晚在干些什么呢？（吃请、搞女人）。他难道不是在做官当老爷吗？他会相信共产党讲的那一套吗？

冯东明为了站稳革命立场，对地富家属的态度非常严厉。女人们觉得很难理解。陈素芬则告诉女人们：“他听信了一个姓马的洋人的邪说。那个洋人武断地把人分成了不同的阶级。不管你这个人是真的好人，还是真的坏人，只要你被划进了一个坏的阶级，你就会被当作一个坏人，只要被划进了一个好的阶级，就会被当成一个好人。这个洋人是根据一个人的财产来划分阶级的。”一个女人回应说：我看，那个姓马的洋人是个白痴。人心是人心，财产是财产。两件事扯得拢吗？这个世界真要是像他说的那样简单倒好了。他们只要把有财产的人都杀光，从此就天下太平。可惜的是这个世界上，没得财产的人里头也有坏人，有财产的人里头也有好人。而且人心会变，可以变好，也可以变坏……

​

乡里青年开始排演歌剧《白毛女》。冯东明认为这是对农民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的好方式。可是陈素芬却说：“这个故事太假了。”冯东明大为惊骇。怎么会假呢？陈素芬举出的例子是土改前抓获的两个国军俘虏。在山里饿了一个月，差不多就快饿死了，毫无招架之功。接着又举了自己当年讨饭的例子。“野果子根本填不饱肚子。野果只有秋天才有，春天和冬天喜儿她吃什么？庙子里逢年过节才有人去上点儿供，那点贡品怎么养得活一个人呢？如果靠野果子和贡品就能活下来，我们以前也就不会忍住羞耻，挨家挨户地要饭了!”

​

陈素芬看出了一个规律。凡是出身有钱人家庭的干部就表现特别“左”，生怕人家说他右倾。然后谈到了毛主席和斯大林。陈素芬说：“毛主席是中国的皇帝，斯大林是革命阵营的皇帝。”冯东明生气地说：“胡说八道。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朋友，中国人民哀悼他只是哀悼一个伟大的朋友。”陈素芬还是不信，她问：“怎么会那样哀悼一个朋友呢？再好的朋友也只是一个朋友。你看那些办斯大林丧事的。当朋友的再悲痛，也只能行朋友之礼，怎么能去行孝子之礼呢？”

大跃进的时期，干部们指挥农民土法炼钢瞎折腾，把田里成熟的庄稼忘记了。冯东明说：“我们把废铁练成了铁锭，算是初战告捷，下一步，要把铁矿石炼成铁锭，再下一步还要把这些铁锭造成机器。陈素芬问道：“你们把田里的庄稼忘了吗？”陈素芬心里想说：“什么时候，你才能可以凭自己的良心办事，而不是按照你的那些上级的指示办事呢？”

​

冯东明作为农村的基层干部，向地委干部范淑君（早先的恋人）道出了长期以来农民吃不饱的原因。上面，高层领导幻想产量会不断提高，没有极限。下面，地方干部则不断谎报高产，于是把农民的口粮也交了公粮，农民只好挨饿。“这样长期搞下去，总有一天……”他被自己想说的话吓坏了，脸色变得苍白。范淑君点了点头，表示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冯东明定了定神，又说：“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搞法搞坏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名声，把我们那个光辉壮丽的事业同饥饿和贫困联系在一起了。”

​

在范淑君产后的月子里，冯东明和陈素芬都来看望范淑君。闲聊说到吃鸡蛋。陈素芬说：“其实，这才是真正的按需分配。怀孕的女人需要更多的营养，所以要吃一些好东西。同样的道理，下田干活的男人在农忙的时候身体消耗大，需要吃点儿有营养的东西。除了客人之外，家里的其他人也没有资格吃。这样的按需分配，我们的老祖宗已经实行几千年了。你们的那个什么按需分配，其实是按权力分配，那个什么按劳分配，也是按权力分配。谁的权力越大，谁享受的东西就越多。冯东明和范淑君面面相觑，一时都说不出话来。

​

小说结尾处，文革动乱也深入到这个穷乡僻壤。贫下中农的极端组织决定剿杀所有的阶级敌人。已经跟冯东明结婚，并怀有四个月身孕的陈素芬被揪出来重新戴上了地主阶级分子的帽子。造反派把炸药绑在地主富农及其家属子女的身上，点燃了引信。轰然的爆炸之后，疯癫的冯东明抱住妻子的尸体，反复的嚎叫：“素芬，我们一起逃吧，逃到缅甸去，逃出这个整人害人的火坑!”

​

素芬和胎儿都死了。冯东明终于从妻子的惨死中醒悟过来，应该逃离这个整人害人的火坑。可是已经晚了。他将作为反革命被押往公安局。

《玫瑰坝》中的两种话语不断地交锋碰撞，革命的意识形态看似胜利，实际上却失败了。那些豪言壮语和荒唐的理想天国都在冷酷的现实面前化为虚空，归于死灭。

​

《玫瑰坝》的另一个特点是民俗的描写。观音庙的场景就是典型的中国农村社交场合。人们在这里休息，聊天，传统的仁义道德在这里传播，荤荤素素的故事在这里讲述。大大小小的交易和婚嫁在这里谈妥。

​

风俗竟会造成传闻。土改工作对杀了土匪，大家觉得土匪该死。可是杀了王秉文，大家都觉得他做过好多善事，本不该死。他的阴魂不散。不停地哭泣。杀人的时候郝勇的裤子上沾满了地主的血。先后有人害病，坝子上人心惶惶，结果把那条带血的裤子剪成一个个小片，各家都拿去挂起。不久又传说，冤魂去了外村。结果人们有听说，冤魂不知是害怕还是厌恶行刑的干部郝勇，更害怕要干部杀人的毛主席。所以只要家里挂上了毛主席的像，冤魂就不敢再来上门。……

坝上历来有祭祖的风俗。共产党来了，就下令不准搞封建迷信的活动。但是喜事还是允许般的。当地的喜宴就是“九大碗”。来看“九大碗”的冯东明提倡新式婚礼，要新人对毛主席三鞠躬。却不料老人刘天财告诉他，新娘的喜气特别大，如果向天作揖，怕把玉皇大帝从宝座上撞下来。拜公婆是因为他们是父母，对丈夫只是半拜，因为他是日后的依靠，但只能是半拜，拜多了要折寿。天上的玉皇都受不起新娘一拜，更何况世上的皇帝、总统和主席!花轿过处，武官下马，文官下轿，皇帝下輦。国民党的官员不理这一套，结果他们江山还没坐热，就遭你们共产党推翻了。

​

冯东明不仅要宣传阶级斗争，还要破除农民的迷信。他曾经当着农民的面打断观音菩萨的一只手臂，证明菩萨并没有力量。他支持王春花不要怕退婚，按旧风俗，退婚姑娘很难再嫁出去，可是妇女解放了，退婚将来会有更加自由的恋爱婚姻。后来王春花成了年轻的革命干部，地方上的大名人。

王守贵的白肚牛死了。他来请陈素芬写个“好牛白肚墓碑”，还请她写个呈文给阎王，让白肚牛好生投胎做人。农民的淳朴真诚感人至深。虽经多次运动，乡民们的民俗还是那么淳厚，可是文革的暴风雨却步步紧逼地向他们压来，整人杀人的悲剧轮番上演。

​

《玫瑰坝》没有矫揉造作，诚实地描写了一位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参加共产党土改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历。描写了他的热情信仰和残酷现实之间发生的矛盾和冲突，而且最后与马列信仰分道扬镳。这是时代的悲剧，也是民族的悲剧。冯东明是来收取枪杀王秉文子弹费的人。经过了自身的惨痛经历，他终于与马列的乌托邦彻底决裂。冯东明既是受害的牺牲，也是造孽的走卒。作为知识分子他也应当负有历史的责任。冯东明和陈素芬不愧是那个时代中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作者谢宝瑜成功地再现了这个痛苦的过程，为中国文学塑造了崭新的典型。

​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曾经获得斯大林和平奖，影片《槐树庄》赢得过上影百花奖，但是人们不会忘记，它们曾经播种仇恨；而《玫瑰坝》虽然无法在国内出版发行，更没有获得任何奖项，但是每一位用心的读者都忍不住掩卷沉思，意识到它是一部爱与死的咏叹长歌。

​

原载： 《欧华导报》2017年四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