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丘山对谢宝瑜的访谈
 
 

 

 

 

1、你是怎么想到写这本书的?什么时候开始写的,历时多久?

 

 

答:我是在1998年下半年开始写这本书的。在此之前我每天都过得很紧张,忙着考这样学位,那样执照。 1998年我拿到会计师执照时突然意识到,自己开业虽然可以多挣一些钱,却非常辛苦,觉得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挣钱似乎是本末倒置,没有多大意思。那段时期我刚好学会了在电脑上打汉字。有一天,我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自己也许也可以写一部小说的念头。开始的打算是写一个革命干部和一个地主婆之间的爱情故事。因为这种爱情很特殊,估计没有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生活经历的人难以理解,所以决定增加一点历史背景。当时也没有拟个大纲。也许是灵感突然降临,也许是自己的心中多年来积累起来的一些东西正等待着宣泄,一下笔,人物、场景和细节似乎就自己涌了出来。故事似乎有自己的生命,正急于表现自己。很多时候,我有一种被故事推着走的感觉。有时候睡到半夜,突然被故事里面的一个人物或者场景惊醒,不写下来,就不能重新入睡。2001年初有了一个初稿,然后作了一些修改,到 2001年9月就基本完成了。后来稿子一直没有动过,直到2005年10月准备出版印刷的时候才再次修改了一遍。

 

 

2、你的书写完至今天已有十多年了,你能不能说说它出来后经历的困难和你的努力。

 

 

答:2001年9月稿子基本完成后打印了两三份,在几个朋友中传看。一个朋友带了一份稿子去中国大陆帮我联系出版社。据他说,虽然有一些编辑对这个稿子感兴趣,但是在领导那里通不过。与此同时,我写信去台湾香港等地的一些出版社联系,也没有得到正面的结果。就这样拖了好几年,后来才接受了一个朋友的建议,在2006年一月自费出版印刷了这本书。书印出来后,因为没有发行的渠道,很难找到读者。后来我有幸在网上结识了一些朋友。感谢这些朋友的大力推介,通过邮购,《玫瑰坝》这本书在海外慢慢地找到了一些读者。这些读者又成了我的新朋友。他们不仅用种种方法向别的读者推荐这本书,有的还慷慨解囊,购买多册《玫瑰坝》来赠送给当地图书馆或者自己的亲朋好友。从前年开始,这本书在中国大陆也有了一些读者。今年年初,在一些朋友的帮助下,《玫瑰坝》通过苹果公司的iTunes 店出了电子版。非常感谢这些新老朋友。如果没有这些朋友的大力支持和热情介绍,这本书早就被湮灭了,根本不可能走到今天的这一步。

 

 

3、你的书中的故事和人物是不是都有原型,从写法看,读者很会认为冯东明是你自己的影子,但是从岁数看不是,为什么你对他如此了解?

 

 

答:《玫瑰坝》是一本小说,其爱情故事是虚构的。书中的人物可以说都有原型,但不是一对一的原型。书中的一个人物往往综合了现实中的好几个人, 而现实中的一个人又可以“分身”而加入书中的好几个人物。书中的冯东明当然不是我。我生于1956年,那时候书中的冯东明已经在玫瑰坝乡当了好几年的副乡长了。 不过,说冯东明的身上有我的影子也不错。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一些经历移植到冯东明的身上去了。同样,我也把自己的一些经历移植给了书中的其他人物。

 

 

我对像冯东明这样的基层干部的确非常了解,这与我的生活经历有关。1972年我初中肄业后去了县农场当知青。后来我被县农业局“借”去充当“果树技术员”,搞果树病虫害防治和果树整形修剪之类的技术指导,跑遍了全县的每一个角落,和很多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和普通农民的关系非常密切。我下去跑的时候或者是住在普通农民的家里,或者是住在大队生产队干部的家里,或者是住在公社的客房里。我们那里当时非常落后,很多地方没有电。天黑之后,大家无事可做,或者聊天,或者聚集在一起摆龙门阵。这本小说中的很多素材就是在那个时候无意间积累起来的。例如,一个地主被枪毙的时候不肯下跪的细节就是从一个去公社蹲点的公安局副局长的口中听来的。 这本书中还有很多细节也是从基层干部和农民的口里听来的,算是“道听途说”吧。

 

 

4、陈素芬有没有原型,或者完全是塑造的?你对这个人物的感情是不言而喻的,为什么?

 

 

答:同书中的其他人物一样,陈素芬既是虚构的,也有好几个原型。我对这个人物的确很有感情,也许是因为她的情况和我本人有些相似。陈素芬出生贫寒,却被当成了一个地主婆,受尽了苦难。我的“家庭出身”是贫农,却也成了一个坏的家庭,我连上高中的资格都被剥夺了。因此,我在写到她的时候,心中往往充满了悲哀,既为像陈素芬这样的人,也为自己。

 

 

我在第一版中对陈素芬的一些处理不是很适当。例如,当冯东明谈起福尔摩斯的时候,她竟然不知道这么一个小说中的人物。这就误导了读者,给了人们一个她似乎不识字的印象。其实,小说的前面谈到过,她小时候在邹家的资助下曾经上过学,她又喜欢读小说,所以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愚昧村妇。我在电子版中采纳了一些朋友的建议,修改或者删去了这样一些有误导嫌疑的细节。

 

 

至于共产党的政策和理论,我认为一个人只要有常识,只要自由地思想,就不难看出其荒谬之处,这并不需要丰富的知识和学问,也不需要过人的智慧。 就在中共如日中天的时候,很多农民就看出了这些政策和理论的荒谬,不然他们就不会抵制合作化,就不会消极怠工,就不会“自发地搞资本主义”。他们只是不敢明目张胆地说出来而已。很多其他阶层的人也看出了这些政策和理论的荒谬,因此才有那么多的右派分子,那么多的反社会主义分子,那么多的坏分子,那么多的反革命分子。被共产党迫害过的人有很多是误会,并不是真正的异议人士,但是其中也有很多清醒的、有真知灼见的人。还有别的很多人也看穿了那一套。他们没有被抓出来,是因为他们知道共产党的厉害,处处谨言慎为,不敢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迷惑人,原因之一是它先给你一个思维的路子,或者可以称为思维的框架。你要是跟着他的路子思考,接受他的思维框架,这个理论就显得无比正确,无比英明。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一个思维的陷阱,一但掉进去,就很难爬出来。年龄和我差不多大的这一代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长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一直在这个框架中思想,要识破这个理论就非常困难。

 

 

但是,比我年龄稍大的人从小接受的是旧社会的教育,他们中的很多人从来就没有迷信过共产党的那一套,对于他们来说,要识破这些政策和理论的荒谬并不困难。

 

 

关键是要相信自己,用自己的眼睛看问题,用自己的脑子独立地思考,而不是轻信任何权威。

 

 

5、写中国农村小说很多, 你在动手写这部书的时候,是怎样给自己定位的?你书中有大量的每个时期共产党对自己政策的解释,和当时流传的口号和理论,这些东西是在你的记忆中, 还是你收集材料得来的?

 

 

答:我在写这部书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过要有一个定位,当时只是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不过,我在78年上大学后看过几篇当时很流行的“伤痕文学”,对那些“妈妈错打孩子”之类的论调很不以为然。当时就想,如果我来写,我决不会为了某种目的而掩盖事实,曲意奉承。我认为,一个作者写作的时候起码要对得起自己,不能写问心有愧的文字。

 

 

我是在一个边远山区的一个很小的县城里长大的。我就读的小学虽然在县城,里面的学生却大都是农民的子弟,连学校的作息时间都同农民的作息时间相同。我可以说是在农民当中长大的,耳濡目染,从小就对共产党的农村政策和解释有所了解。在被“借”去农业局当果树技术员之前,我还被县委农工部抽去为县“农业学大寨会议”准备一些生产大队的“先进材料”。因为是新手,我不得不事先认真阅读以前各种会议的“先进材料”,然后再去采访那些大队干部。当了果树技术员后,我天天都在乡下跑,见得多,听得多,所以对这些政策和解释的印象非常深。由于宣传机器的狂轰乱炸,当时流传的口号和理论可以说已经“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了。有些口号写下来之后怕记忆有误,在网上查对过,但是记忆基本上是正确的。

 

 

6、你写完玫瑰坝后还写过其它东西吗?今后还有其他写作计划吗?

 

 

答:写完《玫瑰坝》后写过一本题 材和结构都跟《玫瑰坝》不同的小说,自己觉得不大满意,所以准备先把它放一段时间,然后看能不能够把它修改得好一点。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其它写作计划。

 

2013年8月

© 2013 by Baoyu X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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