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杨：王春花传奇——读谢宝瑜《玫瑰坝》的一些感想

 

•简　杨•



以前已有不少人就谢宝瑜的长篇小说《玫瑰坝》写过书评，象胡平、廖康和凡草等。他们对此书的首创意义十分赞赏，即作者在文学中还原了土改真实的历史面貌。其实这本书还有一处也值得一书，即那些次要人物所代表的历史意义。



《玫瑰坝》一书中有很多次要人物，因为他们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普遍的历史意义，所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四九年前做过寺庙主事的慧通和尚，土改时因庙里有几亩薄田而被划成了地主；如丁万金一家因丁万金有麻风病，被乡人隔离在了玫瑰坝之外，但同时也侥幸地被隔离在了人民公社的体制之外，在大跃进中因祸得福；如一个叫龚顺发的老实人，由于妻子受到乡干部的调戏愤而上告，反被当成用心不良分子关押判刑。这些次要人物的故事因为折射出了一段历史的黑暗阴影，在我看来，是《玫瑰坝》除了它对旧有思维的大胆挑战之外最为闪光的地方。



而在这些人物之中，我觉得作者塑造最成功的一个就是王春花。她作为一个小说形象，有着十分真实的历史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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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王春花的变化是在和“革命同志”接触后才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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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坝是西南某省一个偏僻的山村，乡风古朴，远离尘嚣，人们日出而耕，日落而息。村里既有殷实之家，也有贫穷的雇农，因为世代居住在一起，人和人之间在血缘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玫瑰坝的男人保守朴实，对女人的保护意识很强，他们从来不让女人下稻田劳动，也从来不打女人。



当共产党的工作组在玫瑰坝开始搞土改时，王春花还是个孩子。她在没有成为妇联副主任和女民兵队长前，作者虽然没有细写，只说她“她面容姣好，一双大眼睛比碧海里的水还清澈”，但已足以让我肯定，是个单纯可爱的少女。她和村里的林国全已经订婚。在她做出震惊玫瑰坝的那件事时，她十五岁，林国全二十一岁，结婚是早晚的事，然后他们就会象自己的祖辈那样，继续那种简单的生活了。



一次由区里组织的批斗地主大会改变了王春花的一生。王春花年幼无知，在干部的 “教育”下要求进步，在会上积极充当打手。“几个十四五岁的女民兵成了这次斗争会的主力……她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学会了使用绳子，成功地把……三个地主婆捆得哇哇乱叫。她们打在坏女人脸上的耳光清脆响亮，比男民兵打在坏男人胸膛上闷声闷气的拳头好听得多。”在这次大会上，王春花表现得尤其突出。作者写道： “她的讲话的口气，脸上的神情，站立的姿势，都无不模仿那个英姿飒爽的女干部。”会开完之后，玫瑰坝老实的农民们还呆呆地蹲在地上，不知道刚才那一幕是幻觉还是真的。



人的行为多是学来的行为，对青少年尤其如此。王春花模仿的女干部就是工作组的范淑君，玫瑰坝的女民兵队就是由范一手组织起来的。王春花完完全全地把范淑君当成了学习的榜样。我前面讲过，玫瑰坝的传统之一是男人不打女人，至于女人打女人，对当地人更是闻所未闻。王春花一打之后，马上就变成了坝子里最坏的女人之一，连老实的未婚夫也要和她退婚了。王春花就和男主人公冯东明哭诉。冯东明是这样教育她的：“你打的是地主婆，是坏人，怎么能说是打人呢？”对他的解释，王春花先是疑疑惑惑，后来却也坦然起来。在范淑君和冯东明的影响下，她慢慢走上了“革命”的不归之路。



第二，政治需要让王春花成了被人利用的工具。



王春花是一个典型的工农干部，走的是当年很多工农干部的典型道路。玫瑰坝虽然座落在西南一个边远山区，但这个形象的社会基础却十分真实。人们曾在共产党的一些高官身上见到过王春花的影子。象郝建秀和吴桂贤这些普通女工出身的中央级干部，就和王春花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王春花的朴素和简单，被政治利用成了装璜的摆设。



王春花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从一个乡村女孩儿变成了一位党的干部。她的父母以　及那些曾因为她打人而鄙视她的乡人，后来都用一种和以前完全不同的态度对待她。我觉得作者写的最透的，是她被提升后回家探亲那一段。她“骑着一匹枣红马，穿着灰色的棉大衣和棉裤，戴着绿色的军用棉帽，穿着橙色的翻皮鞋，在一队牵着马，走着路，穿着蓝色棉衣裤，头包白布，脚踏草鞋的马脚子中特别显眼。”



这种戏剧性的变化让我不由想起了从前的一个邻居李阿姨。李阿姨本来是山西某个乡村的一个少女，为了逃婚才跑到了太原的亲戚家。她后来上了师范学校。李阿姨的感恩之情很强，深知如果不是师范给她提供了免费食宿，她可能还是得回到老家的。这种感恩和农民天生的老实，影响了她的一举一动。她毕业后积极工作，成了一位十分尽职的老师。她的有些行为听上去十分好笑。比如结婚那天她还站在讲台上，要不是别人来接她，她几乎会误了终身大事。照我看来，李阿姨最多也不过就是一个好人（也许我的共产主义觉悟太低），绝不至于要成为所有人学习的榜样。但耐不住大小报纸一起吹捧，李阿姨后来竟然变成了中共九大代表，荣进北京，受到了伟大领袖的接见。九大之后，她就从普通老师一跃而成了市级领导。



第三，人的欲望和头脑的简单，常常会使自己在政治旋涡中失去控制。



王春花后来在村里组织排演《白毛女》，带着人们到县里和城里到处演出。她还率领妇女下稻田，出风头作秀。她最初组织这些活动时虽有博得冯东明之爱的动机，　但结果“歪打正着”，渐渐引起了上方的注意。她也因此成了党的重点培养对象，党开始帮助她提高文化水平，送她到各种各样的党校和学习班学习。在地报、省报、甚至党报的吹捧之下，她一路飙红。



她发迹之时不过二十多岁，但对那些她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特权，已能十分坦然地接受。她很快就失去了以前的单纯，学会了开后门，拉关系，吹捧上级领导。



由此我不能不想，一个人无论怎么纯朴，但在条件和环境可能的时候，由于缺乏对自身的清醒认识，常会失去控制，变得滑稽可笑起来。



近日来我在读一本县志。其中有一篇文章是讲大跃进中的群众歌谣的。在南方的Ｘ县Ｘ村，曾出过五个以“花”为名的女农民，她们以编写革命诗歌而著名。其中有一首是这么写的：“个个社员想天堂，不知天堂在何方。人民公社办起来，原来这里是天堂。吃饭不要钱，工资发到人，千年愿望实现了，人民公社万万年！”好些作品据说还上了《诗刊》。其中一“花”后来还开到了北京，在人民大会堂里大放异香。据说她还震撼了当时在场的无数诗人、教授和名流，有人甚至说，古代的曹植都比不上她的才气。



我曾经到过五花们居住的那个村子。即使是在二十一世纪了，村子里还是满目萧条，弥漫着一股贫穷的气息。一条弯曲的小街上，农家妇女们匆忙劳作的身影让我依稀想起过没有做诗唱歌之前的五花们。大跃进，放卫星，超英赶美，共产主义，别说是穷乡僻壤里的村妇了，即使有知识文化的人们对那些大话又有多少底数？就连那些中央的大头目们，不也是脑子昏了一起折腾？可那些女人就是积极地搅进去了，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直到村里饿殍满地，五花们才变成了哑女。



王春花最后做到了省教育厅副厅长。但在现实生活中，当喜剧演到尾声的时候，导演和演员都渐渐尴尬了起来。先是郝建秀和吴桂贤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了，而后我从老家的报纸上也找不见李阿姨的名字了。王春花到了历史要她淡出的时候，估计已有四十多岁。她农民已经不象农民，但干部肯定也是做不成干部。她最终去了哪里，书里并没有交待。



我看完《玫瑰坝》之后，发现自己最为关心的就是这么一个人物，一个并非主角也不完美的人物。对此我起初是惭愧的。后来才渐渐释然。王春花这个时代的喜剧人物，其实在骨子里还是一个玫瑰坝的女儿。她最大的梦想就是站在男主人公冯东明那并不强壮的身旁，和他过男耕女织的生活。她后来的很多“革命”行动也是为了抓住冯东明的心引起他的注意才做的。就是在她成为省里的重点培养对象时，就是在党组织告诉她冯东明在政治上不配做她的丈夫时，她的梦想还是如此。她虽然不幸做了阴谋家的政治傀儡，但本质里还是个小女人，和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女人十分地相向。她也知道自己走上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和在那条路上走了多远，有她和冯东明的这句话为证：“我后悔入了党，不然我早就是你的老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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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自加拿大

原载：CND
07-07-24 14: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