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原罪：评介谢宝瑜的长篇小说《玫瑰坝》

廖康

回首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实践和失败堪称我们经历的最大悲剧。这悲剧从何而起？相关的理论著作和文章已经不少了，然而，这悲剧的起源，或者借用“原罪”这个术语，在中国文学里，除了陈沅森在网络上非正式发表的《佛怀煽仇录》以外，几乎还没有反映。我说借用，因为我用的并不是基督教的概念，即人类违背了上帝的意志，或者说犯了天条；我是利用这个简洁术语的字面意思，指代共产主义最原始、最基本的罪过——剥夺人的私有财产。我们都知道，那是从土改开始的。近二十年来，描绘诉说反右、文革给人们带来的苦难的小说可称汗牛充栋，佳作频仍。几十万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干部，包括邓小平本人都是受难者，都在一定程度上重掌了话语权，大家当然有话要说，但只能说到一个程度，不许触及根本。禁区就是土地改革，就是对至少两千多万所谓“地主富农”的非法剥夺，残酷镇压和长期压迫。我曾有个愿望：要把中国近代史上受难最长久，却被遗忘得最干净的最大群体，形象地表现出来，让人们了解他们的苦难，认识共产主义的原罪。但我缺乏生活，甚至缺乏第二手资料。最近，我有幸得到谢宝瑜的长篇小说《玫瑰坝》（加拿大：绿野出版社，２００６年）。边读，边拍案叫绝。读罢，我掩卷拭泪，深感欣慰。谢宝瑜替我，替许多有志而无能者实现了这个愿望。但我忐忑，什么样的评论才能配得上他９１９页６０多万字的鸿篇巨制呢？让我仅就小说的几个典型人物的形象和作品的某些独到之处简单评介一下。



评价一部小说是否成功，重要标准之一就是要看它是否塑造了栩栩如生，性格鲜明的人物，如果小说的人物与众不同，那就为文学殿堂增加了传世的雕像。如果小说的人物和命运有助于人们认识他人，研究社会，了解历史，纠正人们的错误观念，那这作品就有了现实的价值。正是在此意义上，诗人是“国民的无冕之王”，作家是“道德伦理的立宪者”。谢宝瑜的《玫瑰坝》讲述四川一偏僻山乡自土改到文革初近二十年的演变——从剥夺少数勤劳致富农民的财产到致使多数人堕入贫穷邪恶的泥潭，不仅展示了“新中国”悲剧的根源和发展过程，而且还塑造了一系列中国小说前所未有、真实可信的人物：知书达理、温和善良的大地主王秉文；美丽聪明，以常识和直觉抵制共产宣传改造的地主填房陈素芬；颇有书呆子气，却又善于解决实际问题，一心奉献给共产主义事业却因家庭背景而屡遭冷落，直到惨遭灭门之灾才悔之晚矣的冯东明；敢爱敢恨，既为理想献身又为真爱偷情的共产党干部范淑君；由乡村无赖变为乡村领导，品质低劣，但相比之下还是个小小恶徒的王守伦；品质优秀，却因盲目追求理想，坚决执行政策而让人饿死，并给乡民带来极大灾难的侯亚昆……这些人物秉性各异，在各自不同的典型环境中的所作所为显现了他们各自不同的典型性格，并将读者拽入他们的生活，为一些人的命运悲哀，为一些人的遭遇感叹，为一些人暂短的幸福欢欣，为一些人最终的结果快慰。



讲述这些人的故事在现代中国还另有特殊的现实意义。长期以来，无产阶级专政的宣传工具，包括文学和艺术，非常成功地歪曲了所谓地主（占土地３０亩以上者）的形象。地主在汉语里本来不是个坏词，从成语“略尽地主之谊”中即可见一斑。但对于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我们这一代，一提到地主，人们就会想到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刘文彩和牟二黑子这五个丑恶的地主形象，就会跟欺压百姓、强迫交租、鱼肉乡民、抢男霸女联系起来。直到１９７９年，中共宣布给地主富农“摘帽”以前，他们曾长期被描绘成农村里无恶不作的一群人。他们不是个体，而是阶级。在观念里，他们是邪恶的代名词。在意识中，他们是魔鬼的化身。二千万，按当时的中国人口计算，每二十个人中就有一个是魔鬼！《玫瑰坝》向我们展示这些所谓的魔鬼究竟是什么人，他们是怎样被打成魔鬼的，又怎样会被人们认为是魔鬼，因而对他们遭难不再具有设身处地的同情能力，却用灌输进来的阶级斗争理念取代与生俱有的怜悯之心，从而失去我们为人之本而沦落为真正魔鬼的帮凶。现在，我们都知道，那些地富分子中绝大多数人的唯一“罪过”仅仅是拥有土地和雇佣农工。当中共中央决定“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残余的四百万“地富分子”才获得摘帽的殊荣，但那只意味着他们不再是阶级敌人，他们并未得到平反。很快，占有土地和私人财产不再是罪行了，反而变为成功的标志和光环。但是不仅地主的财产没有归还，他们三十多年的冤屈也没有申，因为申他们的冤将意味着共产党从根本上就错了，这个大案是决不能翻的。然而，我们有权利知道真相，有必要了解真相。如果说一滴水能够反映太阳的光辉，那么《玫瑰坝》则通过一个小山乡的变迁反映了人性的黑暗，盲从的悲哀，少数勤劳富裕农民经历的重重灾难，以及由此往后所有人陷入的无底深渊。



 

《玫瑰坝》从土改写到文革，跨越二十来年，但重点放在土改上，放在共产的原罪上。今天，很多人已经难以想象，一个政府怎么可以强行剥夺国民的私产！怎么可以把你的东西拿走，把你的房契、地契一把火烧掉！怎么可以把你的地、你的财物分给他人！那不是强盗行径吗？看看史书，查查辞海，我们知道这样的事情的确在苏联、在中国发生过，而且有冠冕堂皇的理由。读到那些理由，即使退一步说，就算当年的土地占有不合理，政府也可以采取以前用过的减租减息的和平方法，也可以采取其它政府实行过的有价收购的方法，来重新分配。然而，中国的土改不仅仅是无偿剥夺地主富农的土地，而且还把地主富农定为阶级敌人，对之实行专政。不经过起码的法律程序，仅以一场斗争会就可以判处他们，甚至当众枪毙他们、吊打他们，以达到杀鸡吓猴之目的。还长期迫害地富分子，每逢运动都批斗他们，给其他胆敢乱说乱动者作榜样，甚至殃及后代，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你如果认为谢宝瑜的《玫瑰坝》对土改的惨烈有所夸张，可以拿两部曾获斯大林奖的小说作为参考，即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两个作家带着中央的指示和文件在农村生活了几个月就写出了关于早期试验性土改的宣传作品，这两本书遂成为大规模土改的教学手册并被奉为反映土改的典型佳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用暴力的语言把暴力事件描写得轰轰烈烈，把共产原罪描绘得天经地义，把打人杀人宣扬得理直气壮。回首往事，我们用不同的眼光，不同的觉悟看待同样的历史。谁是谁非？有良心、有人性的读者不难得出结论。



《玫瑰坝》没有停留在土改上。通过描写合作社，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谢宝瑜让我们看到，一旦犯了共产原罪，当权者在侵犯人权这条斜坡上就难以停止，直到驱赶众人，连同他们自己，滚入灾难的深渊。今天可以把土地从地主富农手里拿过来，交给你们；明天就可以从你们手里把土地拿走，归为集体。农民都很清楚，有些土地本来就不是他们自己挣来的，而是大救星恩赐的，大救星对土地另有用场时，不管他们多么不情愿，也没有几个人敢说个“不”字。即便是自己有土地的农民，也不敢言语。不仅有地富的下场作榜样，还有阶级划分的威胁、共产主义的宣传。私有财产是祸根，是万恶之源，越少，才越能保住自身的安全。然而，财产虽归了集体，分配大权还是由少数干部掌握着。在那个饥荒年代，一个玉米饼就可以让一位妇女献上贞操。连过去都少见的邪恶，如今却大行其道。王守伦这个小小的乡长竟可以为所欲为地干尽当年土豪劣绅想干也不敢干，或者干不成的坏事，而且他的手法竟然是那么直截了当，那么寡廉鲜耻。



 

此外，《玫瑰坝》还让我们看到，与荒唐理念所导致的灾难相比，王守伦的罪行仍是小恶。他毕竟只是一个人，贪欲有限，为害有限。但是当侯亚昆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带领乡民大搞人民公社，修水库、炼钢铁、吃食堂、炸鱼、谎报粮产、禁止私炊，当这样一个品学兼优，理想美好的年轻人积极贯彻错误路线的时候，其危害就比几个漂亮女人失贞严重多了。几十个人饿死了，全村人都吃不饱饭，若不是因为侯亚昆在权利斗争中遭到王守伦的暗算，非正常死亡还会多得多。这是全书最精彩的情节，它充分显示了生活的复杂性，正如一句谚语所说：“通往地狱的道路往往是由善良意愿的砖石铺筑的。”与之相反，诡计恶行在现实中也可能有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称之为反讽也好，称之为黑色幽默也好，我看到的就是赤裸裸的真实。当然，《玫瑰坝》并不仅是一本血泪帐。主人公冯东明和陈素芬好事多磨的爱情，还有他和范淑君以及王春花的感情纠葛构成一段段令人翘首，令人感叹，令人发笑的故事。生活本来就是这样五彩缤纷，本来就是这样充满悲剧、喜剧、正剧、荒诞剧。只有带上有色眼镜者才会看不清楚生活原本的色彩，只有陷入意识形态的桎梏者，才无法领略大千世界的种种剧目。



谢宝瑜曾长期在农场工作，多年生活在农民之中。在那些没有书读的岁月，多少个夜晚都是在摆龙门阵中度过的。他在农村中看到听到的事情和前人书中、小说里说的大相径庭。文革结束后，他也上了大学，作了英美文学研究生。《玫瑰坝》是他写的第一本小说，就是要再现一个真实的山乡真实的生活。谢宝瑜在书中的语言运用虽然还不能说炉火纯青，却也颇具特色。首先，他人物对话的语言和故事叙述的语言泾渭分明。我认为，叙述语言可以运用口语，但人物对话不应过于书面。不要小看这一基本要求，随便检查一下中国的近代小说就不难看到，符合这基本要求的作品实在是寥若晨星。多少大师的小说一写到人物对话就显得力不从心，说话不像话，倒像背讲义，更不必说通过对话来表现人物特性了。就连感受格外敏锐，在《檀香刑》里以驾驭语言那么见长的莫言，在他最新的小说《生死疲劳》中，也在对话上连栽跟头；人、驴、牛、猪、狗，说出的话显然都是莫言一个人在唠叨，还不断引用他自己以前的作品，全是一个味儿，让读者疲劳。但阅读《玫瑰坝》，我享受到真实对话的美。这种美，不是一目十行可以领略的。谢宝瑜的叙述，如果你忙，又善于速读，可以一目十行。但是他的人物对话，你一定要读慢些，最好念出声来，哪怕是默念，你才能体会其中的风味。他运用了一些四川方言，用得恰如其分，没有多到让读者莫名其妙。而且，他还在开篇前提供了大半页有例句的方言一览表，加上这些方言的重复率“之楷家”高，才读了“一火镰”，我从小说人物那里学来的那“一滴点儿”玫瑰坝方言就“直见朝外前镖”。也许读者会说，利用一些方言来区分人物语言和叙述语言是投机取巧的一招，但谢宝瑜并非停留在此。在《玫瑰坝》中，王秉文说话与王守伦绝然不同；单听语气，你也不会把陈素芬和范淑君混淆；冯东明和侯亚昆同样是有文化的革命干部，但他们的教育水平不同，冯东明更稳重而侯亚昆较狂热，他们说话的方式也清楚地表明了各自不同的身份。这些人物之所以能够活起来，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作者成功地再现了小说人物的对话。



 

一百年后，很多当今红得发紫的作家肯定会被忘得一干二净。但人们不会忘记我们在二十世纪经历的最惨痛的悲剧，人们也将继续阅读、研究像谢宝瑜这样的作家，像《玫瑰坝》这样的作品。关于这段历史的教科书中那些普通陈述和枯燥数字才会在读者心目中产生感人肺腑的形象；那个受迫害最深最久的群体才会凭借王秉文、陈素芬等人而有血有肉地活在人们的脑海里；人们就会了解土改、合作社、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这一系列荒唐事件是怎么发生的，尤其是对共产原罪的产生及其前因后果获得感性认识。这应该是我们留给后辈的惨痛教训，希望有助于他们在追求理想的狂热中想到我们的盲目，三思而后行。海蚌因砂石刺痛，它的肌体会流泪而结出珍珠。中国人民在共产实践中所受的苦难岂是海蚌的刺痛所能比拟！如果我们结不出珍珠，那罪可就白受了。《玫瑰坝》是这样一颗珍珠。希望更多的海蚌结珠吐珠。

​

（原载于《北京之春》２００６年１０月）

 

□　寄自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