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边缘 —— 评论《玫瑰坝》

 

liubinyan 

原文地址： http://book.douban.com/review/6731855/

 

　　现在的小说界似乎非常流行nonfictional-fiction（纪实小说？）的写作方式，刻意将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打破，以非常写实的笔触营造真实的故事氛围，当你想要将之代入现实世界时它又无时无刻不在字里行间告诉你“我这可是小说，认真你就输了”——同样都富有代入感，与网络上常见流行的架空小说不同，纪实小说更多的给人是一种“客观代入”，即不是“我”作为主角在虚构的世界里如何上天入地，而是我通过阅读、观察、模拟体验主角们的遭遇与想法会产生怎样的反思与行动。前者更多的是一种“感受的真实”，而后者则更像“事实的真实”；前者是“自己的故事”，后者是“他人的故事”——大多数读者都愿意也能在意淫的世界里扮演狂拽酷炫吊炸天的龙傲天，而很难有人乐意将自己代入成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那类群体，因为太不“爽”了。

　　

　　（需要指出龙傲天并不一定就是渣作，因为对网络小说的评价体系就不能和其它写作类型做直接对比。读者的阅读习惯、订阅、点击、口碑、病毒式推广力度甚至盗贴率，这些都越来越成为量化该类文学作品好坏的指标。）

　　

　　如果以时间轴为脉络，其实故事的架构非常简单，几乎是线性推进般地将扫清KMT在大陆的残余势力、四九建政、土改、三反五反、一化三改造、GLF以及CR透过玫瑰坝这个平台向读者一一呈现这些大事件在这个康西小村落泛起的涟漪与波澜。作者的设置其实并无多少新鲜之处，换句话说原因恰恰在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稳定结构使然。地主乡绅，佛道庙观，长工佃户，贩夫走卒，土匪兵痞，或勤劳能干，或朴实善良、或懒散困顿、或穷凶极恶。社会乱而不散，人心慌而不惊。然而当四九来临后，一切都变得和以前大不一样了。

　　

　　无论是文学写作还是学术研究，如果被研究者身上具备多重的社会、民族以及阶级属性，这对于写作研究者来说绝对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的多重不仅为写作思考与评论拉开了大量的空间，同时亦能透过这些空间让自己的作品变得扎实厚重。只是这种多重性对于被研究者而言，却往往并不见得有多少好处。冯东明作为进步知识青年一心为党，却因家庭与舅舅的缘故无法加入，身心更是永远背负着里通外国投敌的声名，历次运动中无论他表现多么积极，接受审查时却总少不了他，当他醒悟之时却为时已晚；陈素芬原本在外乞讨，机缘巧合下被地主王秉文救助，后者不仅帮她安葬了父亲更以迎娶正妻之礼接她过门，然而这当时的幸福却在后来成为她一连串不幸的导火索，甚至直接影响到她个人的命运与结局；王守伦这个曾经的破落户，因为走狗运而成为所谓的革命干部，目不识丁奸懒馋滑色，调戏强奸他人老婆反能平步青云，后来居然能成为玫瑰坝的土皇帝，令读者对其的态度已远非厌恶。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人，困难时期居然敢为本村居民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抗税，甚至杀头都在所不惜。在对这些人物的多重身份与性格的描述下，谢宝瑜为大众展开了一副后四九时期的农村群像，阴险又淳朴，残酷又温情。

　　

　　这本书厚达919页，我在DXG上看到中后期就有一种很“赶”的心理，想要尽快看到冯东明与陈素芬的结局。在此之前我还抱有一种侥幸的心理，认为再昏聩黑暗的时局，作者都会赋予主角光环给他们一个不算差的归宿，然而谢宝瑜却毫不留情地将我这种天真的想法打破，一个粉身碎骨一个发疯入癫，一黑到底任何光亮和希望都不愿给。“十二年後，中共中央發佈了一份文件，給所有的地主分子和富農分子摘掉了他們的階級敵人的帽子，給他們的子女改變了階級成分。從此以後，這類人便成了人民的一個部分，他們的生命和財產也就受到了黨和國家的保護”作为结尾恰恰为本书达成了最后的反高潮。而这种“反高潮”在书中比比皆是，典型的就是反事正说，比如将陈素芬不愿接受王守伦刻意避开他被作者写为阶级敌人落后分子不愿积极改造，等等。正是在这种反事正说的叙事手法下，当时当地的说法做法才显得既可信又荒诞。作者并非在追究具体个人的责任，但这并不代表当时的个人就没有责任。自上而下，从阶敌到人民，大家无非都在或正或反地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罢了。

　　

　　将写作舞台搭建在西南地区的小村落，透过CCP对其施加的影响观察已经或正在发生的变化，继而思考整个中国产生的类似问题，这不仅是小说，也是一些学术作品惯用的写作手法。我曾经对朋友说，只有在边陲（包括但不仅限于疆藏）你才能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中国的存在，所谓“中国在边缘”（China at the margins）。所以问题在于，为什么描述中国曾经或正在经历与发生的“落后、野蛮、愚昧”总能引起一些人的共鸣？如果将写作地点换成北上广还会有这么强大的力量么？这与黑捧无关，西南边陲的村落自然无法代表整个中国（何况还是虚构作品），但能将其写得具有代表性令人信服，这其中的原因不得不令人追寻与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