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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谢宝瑜的长篇小说《玫瑰坝》

土干

 


(1) 六十万字话当年



评谢宝瑜的《玫瑰坝》的文章有几篇,网上以廖康的评论流传得最广。他是横向比较评论的──和其它同类书做比较,并且从经济体系和写作角度来评论,特别提到了小说中的对话对人物性格的刻划。



当我收到《玫瑰坝》这本书时,我难以形容我的感觉,它象个孤儿躺在我的面前。封皮是单调的灰色,封面只有书名、作者名、出版社,再没有其它内容和图案了。封底只有短短的小说内容简介。



打开书,没有前言,没有编后语,没有名人介绍。就是这样一本朴素的书,它一下子就把我带到那个既遥远又近在咫尺的年代。伤痕文学好像已经把“新中国”的前27年写尽了。其实,在西方生活久了,你会发现,对那段历史,远没有道尽。谢宝瑜的《玫瑰坝》就是从另一个角度来描述那个年代。



爱情永远是文学创作的主题。不论世道多么昌盛,多么动荡,多么无望,爱情总是存在的,它给人最先的生活盼望和最后的生活支柱。爱犹如水,只要有缝隙,就渗入其中,滋润着我们的心田,《玫瑰坝》讲述的就是一个深深的爱情故事。



历史是面镜子,悲剧周而复始地重复。一个小说作者应该再现悲剧给读者,而不应该评判悲剧。如果小说作者以一种正义在手的架势去评说历史,去控诉历史,那么,他/她的文字是不完全的,是令人遗憾的。多数伤痕文学都是在控诉那个年代的体制和领导者的错误,悲愤地诉说自己的苦难。其实,对那段历史,老百姓们也起到了或多或少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之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人都有历史的局限性,内心深处都有一个误区。《玫瑰坝》正是演示了一代人内心的误区,揭示了人们是怎样自己把自己推向一个极端的境地。



《玫瑰坝》的故事发生在中国西南山区,从1950年讲述到1967年。全书60多万字,58章,919页。但是当你阅读时,你不觉得长,作者好象没有一句多余的话,把叙述对话压缩到了最短的程度。



这本书虽然是一部爱情小说,却没有很多情爱的描写。它像是一本纪实,里面有大段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引用,还有详细的生活和生产的记录和资料。比如,刚解放时,买一支钢笔要20000圆。对村庄的叙述更详细,有地理地貌描述,村民人口统计,家族关系,还有土改前地主雇农的关系,土地租用的利息百分比,有合作化以后的工分制的执行细节,还有土质,亩产,庄稼轮作套作的知识。总之,它更象一部村史。



《玫瑰坝》语言传统朴实,非常容易阅读。全书似乎只选了所有必须的情节,一个情节是下一个情节周密的铺垫,使素材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



(2)英雄儿女十七八



《玫瑰坝》开篇是土改,它的写法不太像一般的小说,没有太多的景物,心理,煽情描述,节奏比较快,语言简明易懂。



其中有这样一个情节,1950年,共产党解放军刚占领中国西南地区,新兴的地方县政府派年轻人去农村搞土改(分田地)。土改工作组都由一个老革命和两名进步青年组成。老革命也就是二十岁出头,进步青年就是向共产党靠拢的十几岁的中学生。



小说中详细讲到其中的一组三人,进入玫瑰坝地区,该地区有420户人家,2131人,就被这三个青年,三杆枪,折腾个天翻地覆。可信吗?你读了这本书,就信了。小说逻辑严谨,环环相扣,不容置疑。



另外两个工作组成员就没有第一组的幸运,受到了土匪和国民党的散兵游勇的攻击,四个被杀,两个受伤。小说一带而过,毫不罗嗦。同志的牺牲,让玫瑰坝的三位青年化悲痛为力量,更加憎恶“阶级敌人”,所以他们对地主镇压更狠。你想啊,自己的同学被人杀了,能不报仇吗?仇恨和对立就是这么形成的。



他们仨的工作开始也不顺利,无法展开工作。他们也汇报了展开土改工作的难度──发动不起群众。县委书记说:刘胡兰牺牲的时候多大?你们参加革命的时候多大?



这仨人顿悟,马上团结了玫瑰坝地区的青少年们(10岁到15岁),一下子局面就打开了。后来,抓地主地主婆,都由这帮红小鬼去抓。工作组的三个人全权把这2131人定了地主,富农,中农,下中农,贫农。这些成分让村民在以后的30来年里受益或受难。



这让我想到文革,文革不是也靠这些十几岁的孩子吗。我们上小学时,老师不是也讲哪个革命家十几岁就参加革命了吗?刘胡兰14岁就当妇救会长了,贺子珍17岁当妇救会长,邓颖超好象也是15岁参加革命活动的。



从人性来讲,十几岁是最令人关注的年龄,这时期的人,思想活跃,容易接受新事物(包括好坏),偏激,敏感,自以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个岁数是最受控制的。如:不能参加选举,不能进入酒吧,即便在超市工作,不得卖酒烟。甚至不能取自己的存款。十七岁以上才能学开车,并且要交几倍的开车保险。由此可见,十几岁的孩子虽然已经是小大人了,可以自立了,但是社会法律却对他们做了最大程度的限制,基本是干活谈恋爱可以,干其它的,没门儿。



相比之下,中国上个世纪,几度给十几岁的孩子生杀大权。我们勤劳勇敢,但是却因动乱而落后。

(3) 美丽贤惠陈素芬
 
小说从1950年土改写起,经过镇反、大跃进,截止在文革的前期。故事发生在四川一个群山怀抱,只有一条崎岖的山道通向外界的偏僻地区──一个叫玫瑰坝的地方。



小说的男主人公是个在当地被大家认为的知识分子,他有高中学历,是个其貌不扬,彬彬有礼,很有女人缘的小伙子,叫冯东明。我个人认为这部小说与众不同特点表现在对女人美好的描写,以至于我以为作者是位女士。



冯东明一生被三个女人深深爱恋过。不仅如此,还是三个不同凡响的女人,最突出的是女主人公陈素芬。有些评论认为,陈素芬这个人物不真实,太完美了。这里要说些题外话。刚毕业时,因为工作关系,我在农村工作过一年。象陈素芬这种美丽智慧的女性,我接触过。当时我曾想:知识和智慧不是等同的,广大的农村藏龙卧虎。我不觉得陈素芬这个人物不真实。



陈素芬是地主婆,她的丈夫王秉文拥有水田122亩,旱地151亩。共产党土改队进入玫瑰坝前,陈素芬劝丈夫带着全家逃到缅甸去。她认为共产党来了以后,地主会遭殃,她丈夫王秉文不信。她劝丈夫道:“你没当过穷人,当然不知道穷人的心。”这是一种很大胆的描写,言辞朴实,句意深刻。共产党就懂这些,在发动群众时就用如下的话做宣传:“穷不可耻,而是光荣,因为越穷的人越革命。”在当时的“革命”就像现在“性解放”一样时髦,大家都想革命,不愿落伍。



王秉文不信妻子陈素芬的话,指出“你没看过几本历史书,不大了解天下的大事”。不仅如此,他还劝土匪头子田永煦接受招安。王秉文自己也愿意把私有土地交出。陈素芬服从丈夫,留在了玫瑰坝。



书中安排的细节都是意味深长的。比如,王秉文带着妻子陈素芬去看他们拥有的土地时,看到一块水田漏水,王秉文挽起袖子,用手拢土,去堵漏洞。这时,土改队的三个青年正好路过,他们以为王秉文是劳动人民的一员,就和善地问路,并同他聊起天来,双方感觉非常愉快。这让王秉文很欣慰,认为自己的猜测是对的,妻子是错的,共产党是讲道理的,根本不用怕。



进驻玫瑰坝后,这三位青年知道王秉文是本地最大的地主,就再也不与他说一句话了,突然对他横眉冷对了,不理他的询问,开始着手背后调查王秉文的罪行。这样的描写是触目惊心的,点出一个传统的非人道的做事方法。这恐怕不是共产党独家的方法。偏远地区的家族争斗就是这样的,十分惨烈和无情。



当王秉文被土改工作队枪毙前,他“感慨万分地想:‘我真是白活了几十年,白读了那么多书,在素芬看来是十分简单的道理,我却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才可以领悟得到。’”



小说没有大书特书陈素芬在失去丈夫后的巨大悲哀,一反一般小说所不肯放弃的情节描绘,而详细写了陈素芬默默的听从土改队员的命令,住在一个条件很差的小屋,换洗衣服和尿布都没有。



陈素芬的这种恶劣生活条件很快得到改善,因为她低着头向土改工作组请求她只需要几件换洗衣服和尿布,婴儿没有尿布,一夜不停地哭。她的要求马上被答应,而且工作组还给她更多的东西。原因是组长郝勇爱上陈素芬了,组员冯东明本人性格不很激烈,当然不反对。另一组员范淑君,虽然嫉妒陈素芬的美丽,也没有反对。看着美丽顺服柔弱的陈素芬,恐怕狠不下心。

这段描写自然。首先表现了工作组对地主的严格态度。微妙的是,在不留情面的土改运动中,一种本能的爱慕,可以让一个对地主阶级刻骨仇恨的人放弃无情专政,而暗中保护心中的爱人。

小说中类似的情节还出现数次,由于陈素芬的温顺,在郝勇、范淑君、冯东明的努力下,陈素芬的成份变成贫民了,这让陈素芬为此受益几年。



新中国的几次运动中,被镇压者无数。参与镇压者众多,不然也形成不了运动。对于中央文件的理解,各人不同。因着恨和爱,结果可以大相径庭。冯东明对陈素芬是爱护的,同情的。但是他却恨王秉文。他认为50多岁的王秉文占有20多岁的陈素芬,可恨。所以,他毫不留情地镇压王秉文。在王秉文死后,冯东明心里还在咒骂这个老地主。



陈素芬对爱情是渴望的。她感激尊重老地主王秉文,但是她又不是烈女,不会为丈夫去死。她想再找一个丈夫,但是她又是宿命论者。她爱上了冯东明,却不愿主动,而是等待着顺其自然的机会来实现他们的结合。《玫瑰坝》没有一般小说的套路——比如:让有情人终不成眷属;让读者去揪心;在结尾处留个悬念。作者实实在在地成全了这两位爱恋的男女,他们结婚了。作者把爱融入在日常琐碎的生活里,没有煽情浪漫的情节,但是,给我的感觉是深刻的,坚实的,美好的,有回味的。



(4)聪明谨慎范淑君



范淑君是冯东明的初恋。解放初期,组长郝勇带着两个组员──范淑君和冯东明去玫瑰坝搞土改。在一起工作使冯东明和范淑君互相了解和爱慕。她爱他的书生文雅气质,他爱她的聪慧美丽。范淑君是阑县共产党新政权中最年轻漂亮的中级干部。冯东明由于出身不好,没有升级,还是基层干部。这里出现剪刀差,女高男低。



书中有一情节,说土改是消灭剥削,建立平等制度。但是,土改刚结束,干部回城,阑县政府机关大院食堂就实行大灶(基层干部),中灶(中级干部),小灶(高级干部)。干部们没有一个觉得不合理的,认为首长工作辛苦,应该吃小灶。作为情人的冯东明和范淑君,因为级别不同,还不能在一起吃饭了。



范淑君由于出身不富有,人又美丽聪明,党重点培养她,她成长得很快。她一两年内就熟悉了共产党的系统,知道怎样行为说话才是安全的。当她终于向党组织递交结婚申请后,她突然消失了,然后冯东明收到了她的纸条,结束他们的关系。再后来,她被提升为地区团委副书记,很快与地委书记寇家孟结婚。



范淑君与地委领导结婚是她不得以的屈从,她甚至晕厥住院。地委书记看上了她,便假以党组织的名义,派妇联主任来作她的思想工作,要求她服从“组织的决议”,和书记结婚。她的“党性”要求她服从“党的指示”,如果她拒绝那桩婚事,她仍然不能与冯东明结婚,党不会批准的。



因为与地委领导结婚了,她晋升得更快,但生活不幸福。可是,她有计划有谋略地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为自己心中的爱人生一个孩子。



范淑君的丈夫寇家孟是个赃官,他贪污,玩女人。女人要是不就范,他会在政治上迫害她们。范淑君为此身心受折磨,但是她忍受了。在文革初期,寇家孟终于成为一场新运动的专政对象,范淑君因此下台,到农场劳改。可是,她有一个和心爱的人所生的孩子,是她的精神支柱,她勇敢地活下去。这个情节着墨不多,非常感人。



(5)四川辣妹王春花



王春花是玫瑰坝人,小村姑。土改工作队在玫瑰坝发动不起群众后,发现从十几岁的少年入手才能打开局面。王春花就是那些少年中的一位,她才15岁。在接受了共产党的教育后,她有了阶级觉悟,她第一个跳到台上,去打地主婆的嘴巴。在几百年的村史中,第一次出现温柔少女打人的现象,让老少乡亲惊愕。王春花的未婚夫因此退婚,让她颜面丧尽。她去跟干部冯东明哭诉,说她的一生都完了。



冯东明开导她,让她把心放在革命工作上,告诉她,她才15岁,聪明漂亮,哪有嫁不出去的道理,王春花半信半疑。冯东明还推荐王春花去党校学习。

王春花继续在村里发动青年,搞些文艺活动,她很有创新。她所编排的节目,受到欢迎,县委宣传部让玫瑰坝青年剧组在阑县城乡巡回演出,王春花一举成功,使玫瑰坝也出名了。党又注意到这位出色的小姑娘,她调到省委党校学习,把她当成了一个重点培养对象。



王春花真心爱上了冯东明,她不想离开玫瑰坝。但是,冯东明不爱她,所以鼓励她去党校。就这样,王春花去党校了。凭借她的机灵,她学会党内市侩语言,从容行贿,在政府内搞好关系,她于是晋升很快。即便这样,她心中纯洁的爱情却丝毫不改,她深爱着冯东明。由于冯东明出身不好,有亲属在台湾做要职,党组织不同意这门亲事。王春花和范淑君一样,对于党组织反对她与冯东明结婚的决定,没有反抗,也不敢放弃政治前途。她终于和别人结婚了。但是,她心中的爱人还是冯东明。



(6) 研读马列冯东明



共产党的体制很粗放,是地主,就必须打倒,不管是怎样致富的。共产党的体制又很详细的。比如,共产党干部结婚,要党组织批准。土改工作有系统的训练,生活方面更细了,看看下面的段落,就能窥见一斑:



“集训队里生活紧张,每天天不亮起床,整理床铺,去操场。接着,参加军事训练,政治学习,大会报告,小组讨论,直到深夜。洗脸,刷牙,吃饭,睡觉,拉屎,撒尿都压缩到了不能再短的时间之内。星期日留半天整理内务,领导宣布,队员们应该每个星期换洗一次内衣,每个月换洗一次外衣。”



稍有异样,就会被同志们批评,犯点小错误,几乎不容易打翻身仗。所以,每个同志都是小心翼翼地为革命工作着。冯东明就这样成为了共产主义信徒的。



冯东明被三个女人爱恋过,他真有资格吹牛了。也能靠着两位中级女干部,躲避政治运动。可是,他是呆哥。在初恋情人已经嫁给别人以后,他的感情转向美丽的陈素芬。和心中恋人同住一个院子里多年,他们居然没有身体接触,没有过界,这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特征。



共产党先躯在星星之火年代就大开性戒,自由恋爱,换妻换友了。对于革命理论,他们去精取粗,新女性毫不犹豫地做起第三者,理直气壮地当上小妻子。他们的这些事迹过去、现在、将来津津乐道地被人民传扬着、歌颂着。相比之下,基层共产党干部呆得比庙里的和尚都规距,实在是一种巨大的反差。。



冯东明不仅正派规矩,还是马克思的忠实读者,经常夜读资本论。然后,对照着村里的经济情况,把马列理论用在实践中。陈素芬认为他走火入魔了。



冯东明多数情况下很斯文,但时常能做出令人吃惊的暴力举动。当村民继续拜菩萨时,他会把庙里的菩萨的手臂打断。在大炼钢铁运动中,他把村民的锅都砸了,乡亲们都无法在家中做饭。



这让我想起李志绥的回忆录中的一个情节。毛回韶山,想去看一个家乡的庙,老乡说被砸了。李志绥描述道:毛的表情非常悲哀,说庙是村子里人的精神支柱。没钱看病时,拜菩萨,也许能把病抗过去。



小说提到每个运动都有中央文件做指导,但是在执行中央精神时,就是基层干部对文件的个人理解了。冯东明是城里人,资产阶级少爷,他不懂农民的生活,他坚决反对封建迷信,毫不犹豫地砸寺庙中的菩萨。正因为他是少爷出身,他就要越发表现革命,来证明自己拥护党,来证明自己对党的忠诚。小说中几次出现类似情节,提到出身不好的人,整起人来更狠。



新中国的一系列运动,是毛巩固政权的措施,手段很左很残酷。这种左的精神从中央散发到全国,距离中央越远的地方,左得越令人难以置信。



冯东明还有一个暗恋他的女人,一个小学教师魏锦雯。在文革前夕,范淑君为了保护冯东明,让他从新做官──当公社书记。人算不如天算,在一个偏僻的农村,公社书记就是大官,是跑不了的走资派。魏锦雯是革命派,但是,她想保护冯东明。冯东明经过这些运动,对共产党失望了,也不呆了,感到魏锦雯对他的爱,他要利用这个爱,来保护他的妻子陈素芬。他甚至伪装出他喜欢女教师,他竟然跪倒在她面前,因为他已经感受到即将来临的厄运。但是为时以晚,魏锦雯已经力不从心。她们都迷失于更惨烈的运动中。



(7) 好吃懒做王守伦



所有《玫瑰坝》的相关评论都鞭打了王守伦这个人物,我却不以为然。他是全书的味精,有了他,故事更鲜活起来。



王守伦是村子里的异类,他不像村中的其他青年一样置地盖房,为自己娶媳妇作准备。他的这种想法在现代青年来讲,不是少数。但在那个年月的乡下,他就是无赖。长辈们可以随便在乡亲面前训斥他的懒惰。他不为自己辩护,但也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过着一人有饭,全家不饿的日子。



就在这时候,共产党来了,把王守伦这个18岁的青年看成全村最穷,最重要的团结发展对象。他一下子成为玫瑰坝的要人了,连家族长老都来请他吃饭。他诚惶诚恐。王守伦后来成为公社党委书记,也幸福地恋爱过。成为共产党的一员以后,他不呆,知道他的什么行为不触犯党的戒律,什么行为会让他政治生命结束,他在官位上游刃有余。



王守伦心中惦念着漂亮的地主婆。在饥荒年代,他用管理口粮的权力,迫使村里的所有漂亮女青年与他睡觉。他露骨地说只要他看上的女人和他睡觉,他就满足她们的要求,给她们好处。他说到做到。他在最疯狂的时候,也不去打女人,认为好男不与女斗。



他把所有工作给冯东明去做,自己吃喝玩乐。因为他知道,共产党体系内,只要不犯路线错误,生活懒散是小节,对待工农出身的干部尤其是这样。



在饥荒年间,看到村里有人饿死,他毅然决定向上级隐瞒产量,发动全村村民隐藏粮食。他自己受到毒打,也不说出真相。上级拿他没办法,谁让他是工农干部呢?收公粮的干部走了以后,他将粮食拿出,分给每个村民五斤玉米。这在吃食堂的年月,是一个壮举。也说明他说话算数。书中提到几次王守伦说话算数的事情。



他的胡作非为终于被一场运动给揭发出来,被打倒了,去劳改了。作者没有给出王守伦后来的下落。他不会有生命危险的。下一场运动来了,他也许会鲤鱼翻身。他是一个政治工具。



我们不用对王守伦这么仇恨,他的行为与很多人比还不是最坏。现在的名人很多人有二奶?有些人利用自己的知名度引诱女人,然后再欺骗抛弃女人,拒绝承认过去的关系,甚至对曾经的二奶进行公开的人身侮辱。就是这样的人,现在仍旧享受着公众的仰目。



(8)人生悲喜十八载



《玫瑰坝》写在一个极极端的环境,书中涉及近百人物,不能一一列举。作者不失幽默,在全书中贯穿了爱的线索。爱使人宽容,并愿意在一个严峻的年代去保护所爱的人。在各个运动中,人们行为动机,或源于信仰共产主义,或源于嫉妒,或源于完成上级的指标,保护自己的政治生命,或出于保护其他人,或出于个人恩仇。作者对每个人物都自然地勾勒了合理的人性──他们不是十全十美的,也不是十恶不赦的。人和事都有其两面性,我们身在其中时,看不到事情发生发展的必然性和走向。但是,事过境迁,我们也许能够清醒些。



书中还有一个情节,村民丁万金得了麻风病。在玫瑰坝的先例中,麻风病人是要被赶到村外荒地,让他自生自灭的。当地干部王守伦正带领村民赶走丁万金时,冯东明赶到,制止了村民的行为,取而带代之的是为丁万金在一片荒地上盖个简易小房,他的全家都跟着他住到那里去了。他们开荒种地,自给自足。那个地方没有人去,怕受传染。



在饥荒年间,收购粮食的干部也不敢去那里收粮,那里成了世外桃源,他们自己吃不完自己种的粮食。村民饿得也不怕传染了,去那里悄悄买粮,主动地保密。丁家拯救的很多村民的性命。



十八年,弹指间,经历的是腥风血雨,饥饿贫穷,误解羞辱,很多事情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即便如此,爱仍然滋润在民间,伴随人们度过一个个苦难,即便最终毁灭,但是,曾经爱过了。



就让历史躺在那里让后人观瞻,而这首偏远山区动人心弦的史诗般的爱情故事会回荡在我的心里。

谢谢作者谢宝瑜。

原载
《伊甸文苑》
20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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