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心秦汉，生灵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 —我读《玫瑰坝》（1）

汪晶晶

 

那一天，和朋友聊天，朋友突然间愤愤地说起四川人。我惊问其故，原来竟是因为来自重庆的红歌。



这一下，我真的觉得有必要为四川的邻居们抱抱不平了。



红歌本是紫禁城内，金銮殿前，伟大领袖，夫人及其亲密战友们，当年亲自运筹帷幄的产物，与四川何干！古往今来，蜀地有风骨的硬汉子，多如繁星呀！我说。



你是“九头鸟”，当然爱屋及乌。多如繁星？你举个例吧！朋友说。



我抬头，正好看到了书架上放着的《玫瑰坝》。



挂了电话，我静静地看著书架上的书，心中不免想像起天府之国那片辽阔的土地，想起那方水土上养育着的那方人。要说起来，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处寻，得来全不费功夫呀！还能有比这本书更好的例子吗？



无论如何，我想，我该写几句《玫瑰坝》。至少让朋友能知道，除了红歌之外，还有许许多多川人所写的，蜀地的真实故事呀。



《玫瑰坝》中的故事，发生在天子化外，西南边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山乡。百姓们务农为本，民风质朴。生活虽清贫，人们却恪守着世代相传的礼仪廉耻。这里并非就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已经根除了一切不公正的人间伊甸园。这里和普天之下一样，有税，有捐，有怨，有哀。但人们却是遵循着公开的契约，承认着群体内部大体中立的立法和司法的。村中有生活富裕的保长，族长，有好吃懒做的二流子，村外有占山打劫的土匪。但在所有这些生活的常态下，百姓们仍然能数千年如一日，在自己青山绿水环绕的家园中；说着自己特有的方言（正是那些别具一格且绚丽多姿的方言，使得《玫瑰坝》的整个故事，带上了让人无法混淆的西南边陲的风采）；享受自己特有的物产（其中甚至包括风调雨顺时能给天子进贡的黑珍珠米）；有滋有味地繁衍着。



玫瑰坝，龟城镇，黛山县，白鹤镇，龙泉村，瓦岩村，听听这些浑然天成的名字，看看这里的春风秋雨，晨曦夕照。一切都透着来自远古的，赏心悦目的诗情画意。



不幸这一切自然且直通远古的宁静和安详，却被一阵突如其来的腥风血雨所打碎。那是一阵革命旗号下，天苍苍，野茫茫，笼罩大地，无处不在的腥风血雨。



人们将要读到的，是这场革命的腥风血雨中的一个漫长的故事。

这里单表故事的主角，冯东明。



在过去的三十年间，虽然生存空间越来越狭小，形势日趋险恶，但中国的一大批当代史研究者，仍然能够冲破重重阻挠，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广度和深度，一点一滴地揭示着，二十世纪二十至七十年代发生在中国土地上，至今仍方兴未艾的那场共产主义革命的真实面目。其中最能引起广泛兴趣的问题之一就是， 为什么竟会有那么多热血青年积极主动地，乃至义无反顾地，去参加那场革命，从而促使那场革命，最终竟能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成功。

我之所以选择冯东明，恰恰是因为这个冯东明，不仅在《玫瑰坝》的故事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此人同时也更是那场革命不可或缺的一个符号。读懂了冯东明，你也就会明白，为什么那场几乎从一开始就在每一点细节上都充满着欺诈和邪恶，却隐藏在正义与公允旗号之下的革命，竟能拥有数以百万计的积极参与者， 竟能最终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辽阔的土地上，无往而不胜。



冯东明是一个青年男子。放在历史的大框架下，此人大约出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初年，他的同龄人若活到今天，大约八十上下。冯东明第一次出场，参加革命并躬逢土改时的年龄，大约二十岁。这当然是一个很容易被革命煽动，很容易热血沸腾的年龄。但这，却并不是决定性的。



决定性的是，冯东明读过书，曾是一名青年学生。他在故事中所有其他背景人物的衬托下，始终被定位为一名知识分子。



冯东明上的是哪所学校，学的是何种专业，很显然，于故事而言，并不重要（从冯东明自我陈述，革命前他最大的理想曾是当乡村教师，可以推测，他很可能上的是师范）。重要的是，冯东明本是可以超越玫瑰坝的生存环境的，因为在西风东渐的历史大潮中成长的他，已经经历过比玫瑰坝更繁华，更现代化，因而人之为人将更有尊严的地方。更为重要的则是，冯东明当学生时曾是一名政治倾向性极强烈的学生，套用一个那个年代时髦的现代汉语词汇，他一直“十分进步”。



书中不止一次强调过，冯东明曾积极参加过“反蒋爱国学生运动”。

但同时，冯东明又并不是我们这一代五零后们熟悉的，杨白劳那样的贫苦农民，他的父母也不是（需要指出的是，仅仅从冯东明上过学，读过书，并不能得出他的家庭就一定富有的结论。1949年之前，中国土地上从贫寒家庭中走出来的大学生，比比皆是，甚至青史留名者都不在少数）。冯东明本姓邹，父亲在黛山县的白鹤镇上有自己的店铺。冯东明的母亲及其姊妹，都是温文尔雅，知书达理之人（这一描述相当意味深长。那说明，二十世纪初年的西风东渐，那些后来被极权主义政权垄断的媒体资源极力掩盖和抹杀的自由民主平等的春风雨露，甚至惠及过西南边陲小镇上普通人家的女孩子）。冯东明的舅父，一位出色的艺术家，同时更是一位能及时洞察时局的知识分子，后来甚至能当上台湾“伪”国立美术馆的副馆长。



这一切都说明，冯东明参加革命，冯东明接受共产主义信仰，并不仅仅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为了整个社会的公正。这一点同时也告诉我们， 革命前的中国社会，已经存在着相当巨大的不公正（这一点甚至能说明，仅仅因为革命之中和革命之后毛泽东暴政之暴，便在被迫两害相权取其轻时去盲目地歌颂蒋介石，并不一定符合历史逻辑）。

如同我们都知道，那场革命，其初衷本是为“解放”那些“被剥削被压迫”的贫苦农民（真正的“工人阶级”，其数量之微，几乎可以略去不计）。诚然，确有为数不少“被剥削被压迫”的贫苦农民，成为了那场革命的铺路石。但仅有铺路石作为硬件，革命是不会获得如此彻底而巨大的成功，最终竟得以席卷历代天子们都鞭长莫及的西南边陲。



革命的成功，取决于其软件，取决于一大批，大大小小的冯东明们。



如上所述，在这个漫长的故事中，冯东明在所有其他背景人物的衬托下，始终是作为一位知识分子（甚至是唯一的一位知识分子）被定位的。所以很清楚，作者在这个故事中，首先想要描述的是，革命中和革命后，中国千千万万大大小小被迫混迹于芸芸众生之中的知识分子，荒诞且悲惨的命运。



这里读者不免会深思，究竟什么是知识分子？而究竟什么又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无法避免他们在革命之中和革命之后共同的悲惨命运？

所谓知识分子，并非一个职业，也并非根据经济和政治地位能清晰划分的社会利益集团。在古今中外的任何一个国度，知识分子实际上都是一个语焉不详的社会群体。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拥有知识，能思想，渴望着能得到超越物质世界的某种自由从而在精神上不朽。区别当然也显而易见地存在着，那就是，西方历代的知识分子，从古希腊多神教的城邦起，一直到基督教文化延续的这两千余年，大多是作为权势（神权或政权）的批判者，对立面，而存在的社会力量（二十世纪以降， 欧洲土地上斯大林和希特勒极权主义统治下知识分子的状况，是一个方兴未艾的大话题，此处暂不多述）。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比较完整地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群体， 是中国土地上有史以来第一批能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这一批人，大体上和前述西方知识分子相似，能有尊严地活着，因而或多或少能拥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所必须的物质基础。这两类知识分子的社会力量，都比中国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知识分子要强大得多，生活也幸福得多（事实上，为了更准确地讨论，我们甚至首先应该询问，二十世纪下半叶至今，在毛泽东“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暴政之后，中国土地上的文人，究竟还能不能被称为“知识分子”）。



那么，这场腥风血雨的共产主义革命又是通过什么方法使得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冯东明们，竟能积极主动，心甘情愿，乃至俯首帖耳地参与革命，从而把自己宝贵的青春，热血，乃至生命，献上祭坛的呢？



正是这一问题，《玫瑰坝》一书，给了我们极为详尽的答案。



第一，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确实存在着极大的不公正。因此，宣称能带来一个公正且物质富足的社会的政治理想，便拥有极大的蛊惑性（如前所述，因为一九四九年之后共产主义极权的暴政而去抹煞一九四九年前中国社会中存在的不公正，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玫瑰坝》中的主要人物之一，阑县原县委书记陈进，被迫参加革命的经历，便完全是社会不公正的后果。革命成功之后，陈进终于找到他历经磨难的胞妹，嫁给了土改中被枪杀的，《玫瑰坝》中最大的地主王秉文，因而不幸变成地主婆的陈素芬。兄妹俩于是有了长达十五页的精彩对话[1]。



陈进动员妹妹陈素芬参加革命的那一席话，我不妨抄在下面：



“小妹，可能你对我刚才说的话还不大理解，或者是还不肯理解。可是你应该相信我，我是你的亲哥哥，没有理由要来欺骗你。妈妈，爸爸和小三为什么会横死呢？你为什么会被一个五十多岁的糟老头子糟蹋呢？我们一家人的遭遇说明了旧社会是黑暗的，邪恶的。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谋幸福的。我们推翻了那个万恶的旧社会，现在要建设一个公平的，繁荣富强的新社会，让天下的老百姓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我们还要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到了那一天，我们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不管是什么人，他想吃什么就有什么，想穿什么就有什么，想住什么样的房子就有什么样的房子。无论男女老幼，体强体弱，都可以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2]



（要知道，这段让如今中国老百姓们听了只会哑然失笑的话语，在六，七十年前，听上去却很像是真的，穷苦无助的老百姓们，甚至会激动得热泪盈眶。）

除此之外，要使一个虚幻的政治理想变为蛊惑性的动力，还必须借助宣传所拥有的巨大的说谎力量。 《玫瑰坝》相当如实地描述了，几乎所有一九四九年之后的政治运动中，共产主义极权政权是怎样成功地从中央一直到村镇，层层颁发的，不计其数的，为形形色色的政治运动自圆其说的各类“精神”的。



（从中，读者能明白，为什么毛泽东终其一生，自始至终都把“笔杆子”提到和“枪杆子”同等重要的高度。从中，读者更应明白，鲁迅当年为什么竟会对看上去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们毫不留情。因为恰恰是那些文人，在政府和谐时是“帮闲”；在政府杀人时则是“帮凶”。说鲁迅其人刻薄不错。但对明知是谎言仍然振振有词地说谎的那一类“帮闲”和“帮凶”们若施仁慈，却毫无疑问是对千百万无辜生灵的新的犯罪。）



第二，《玫瑰坝》的故事接下来告诉我们的是，这场共产主义革命的倡导者，主要是通过两种手法来赢得革命的积极参与者的。这就是，对不识字的底层百姓煽起仇恨，而对来自于所谓“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则煽起原罪感。



《玫瑰坝》中的主要人物冯东明，就是带着深深的原罪感，参加革命的。



为了洗涤，根除自己剥削阶级家庭的烙印，冯东明在诸多场合的思维和举止，甚至比目不识丁的农民们还要左，还要过激。冯因为家庭出身迟迟不能“入党”，却能荒诞地帮助二流子王守伦入党，并成为村里的土改根子[3]。大大小小的王守伦们，实际上是怀着对所有不是二流子的人的深仇大恨，成功地参加革命的。三反五反的时候，王守伦凭本能认为玫瑰坝并无真正的资本家。有一个叫刘天仁的人做生意，王认为此人“老老实实”的，不打算抓刘的“五毒”。冯东明竟认为王“思想糊涂”，声称“不管是什么地方，只要有资产阶级工商业者，我们就应该对他们进行审查”[4]。



但凡亲历过共产主义极权统治下生活的那类读者，只要静下心来，稍微回想一下往事，便会发现，《玫瑰坝》中的故事确确实实是似曾相识。事实上，除了为数甚少的直接决策者之外，革命中所有最无人性，最无理性的积极参与者和执行者，都是《玫瑰坝》中所描述的那两类，一类深怀仇恨，另一类则深负原罪感。这两类人在毫无理性的特征上几乎一样，只不过在残暴程度上可能略有不同。



第三，从《玫瑰坝》的故事中，人们还能读到，这场革命从一开始，也就是说，在还远远没有获取政权之时，就已经根据使用暴力手段所取得的“功勋”，建立起了新的等级秩序。在成功获取政权之后，则开始不断完善和扩大这种新的等级秩序。



和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相同的地方是，这一新秩序赤裸裸地和与生存有关的物质利益挂钩。 《玫瑰坝》中清楚地描述了共产党建政初期从省，地区，县，到乡镇的各级领导所直接拥有的各类不同的物质特权。和历史上农民起义稍有不同的则是，共产主义的革命家们，在疯狂地掠夺社会物质资源的同时，还忙里偷闲地为自己编织了一个巨大的伪精神花环。于是人们看到，只要当上了党的领导，不仅能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张旗鼓地选女人，玩女人，占有女人，而且他们还能有条有理，有根有据，甚至理直气壮地去那样做。



作者在故事中，用极简单明了的文字，通过故事中主要人物之一，范淑君的几句自述，勾画出一位所谓“老革命”，后任省委书记，寇家孟，的真实且可憎的面目。而事实上，这位寇家孟，是《玫瑰坝》故事中出现的一位级别最高的共产党干部。又因为叙述者范淑君不是别人，她本是冯东明多年女友，其后被老革命寇家孟不费吹灰之力就抢占为妻，而且抢占得很有必要。这便使得读者能看到，共产党人的贪污腐化，肮脏堕落，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降的所谓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并无任何直接关系。共产主义极权，事实上在刚刚建政的时候，就已经通过自己粗俗的举止，撕碎了他们自己为自己编织的伪精神花环[5]。
第四，《玫瑰坝》的故事还向我们清楚揭示，共产主义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这场革命使用了一个罪孽深重且行之有效的手法（在西方极权主义的研究中，这一手法早已成为一个专题），那就是泯灭良知，切断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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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共产主义革命之前的中国社会，在诸多方面并不公正。由于缺少宗教，缺少生命本质意义上的平等，缺少和人类社会其他文明圈深层且有效的交流，中国社会底层的百姓，一直处于一种简单的，物欲为主的苟活状态。但这种亚细亚式的苟活，却并不意味着普普通通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农民，就浑浑噩噩， 黑白颠倒，是非不辨，好歹不知。中国的农民和农村社会，不仅严格恪守自己极其接近自然的传统，而且是拥有朴素的宗教思维的。历史学家普遍认为的，所谓中国的封建社会拥有一个超稳定结构，在本质上就是因为中国的农村和农民，几千年来，一直拥有一种与血缘，与家庭，与宗族，更与土地的部分私有紧密相关的超稳定的自治性[6]。



不幸的是，二十世纪的这场共产主义革命却以极其血腥暴烈的方式，釜底抽薪般地斩断了中国农村数千年延续，在其他改朝换代的战争中尚能保留重建的，几乎全部生活方式。

而那场共产主义革命究竟是怎样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泯灭良知，切断传统的，则从头到尾贯穿着《玫瑰坝》的全书。几乎每一章每一节的故事，都充满着真实且细致入微的描述。从老长工孟福宽帮着陈素芬摸黑在积雪中寻找被枪杀的地主王秉文被子弹打飞的半个头颅，到族长王文剑痛骂孟福宽诬陷自己的恩人是猪狗不如[7]。从二流子王守伦当上了村里的土改根子却夜不能寐地害怕王秉文的鬼魂[8]，到冯东明亲自带头去砍菩萨的手的荒诞场景[9]。更发人深省的是，就在冯东明自己积极参与了土改的暴力抢劫之后，他的父亲，邻县小镇上的一个小商人，却在其后的三反五反中，被和他自己的儿子完完全全同样性质的革命的积极参与者们，勒死后伪装成自杀，同时被没收全部家产[10]。



第五，《玫瑰坝》的故事还告诉我们，由于老百姓们，大大小小的冯东明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不仅是通过暴力获取，更是须臾无法离开暴力维持的无法无天的政权。手无寸铁的臣民们，并不像天真或别有用心的文人们所以为或所描述的那样，似乎对“暴力”还有“选择”或“放弃”的可能。事实上，他们根本别无选 择。



这一点，也同样贯穿着《玫瑰坝》的全书。



此处我只举一个相对温柔的例子。



玫瑰坝的农民刘天仁的女儿刘桂兰，嫁给本村一个脑瓜子活泛的潘文辉。这个潘文辉本不是农民出身，也不太会干农活。他本是县城的一个小商贩，为躲避战乱才到乡下来的。土改时，这个在乡下并无财产的潘文辉作为贫农分到了地。成立互助组时，潘文辉把地交给组里别的人种，他自己回城接着当他的小商贩。三反五反来了，他害怕有所不测，关了商贩摊，回到玫瑰坝。妻子刘桂兰当然很清楚，丈夫留在村里当农民是绝对活不下去的，因为他根本不会干农活。等到互助组变成了合作社，刘桂兰便立即催促丈夫再次回城。

“不幸的是，一切都晚了。



这时，党已经完成了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潘文辉回到县城后，发现自己现在不仅不能在县城继续摆百货摊子，甚至连在县城里常住也不行了。如今，他只有玫瑰坝乡的农民户口，不能够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离开玫瑰坝，到县城从事任何与他的身份不合的职业[11]。 ”



要知道，被“党和人民”一直到今天都紧紧捏在手中，堪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那些再简单不过的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本该是“天赋人权”呀！ 。然而大大小小数十亿的潘文辉们，他们要是敢于和共产主义极权政府抗衡，用以卵击石来形容，都不足以道其真谛。



第六，《玫瑰坝》全书对冯东明这个人物的描述还告诉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在革命中和革命后，无法避免的荒诞且悲惨的命运，和他们自身的缺陷有关。

这就是知识结构上的缺陷，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



如前已述，书中并没有交代冯东明是学什么专业的。但很显然，他所拥有的全部“知识”，丝毫也没有使得他的思维和举止，能带上任何本该与“知识”相关的理性与逻辑。从贯穿全书的，冯东明和他青梅竹马的女友，仅在冯父的资助下上过几年小学的陈素芬，诸多绝妙的对话中[12]，从冯东明毫不留情地杀黄毛[13 ]，从他对农活所具有的，令农民们望之生畏的陌生[14]，读者不难得出结论，那就是，冯东明所具有的，实际上只是些伪知识和伪文化。那些“知识”和“文化”，甚至淹没了他本该有的，连普通目不识丁的农民都具有的原始的，本能的理性和人性。



事实上，也正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大量充斥着的那些伪知识和伪文化，才使得中国那片广袤的土地，始终无法走上坦途，始终只能在人类的文明圈外徘徊[15] 。



第七，最后，《玫瑰坝》的故事还深刻地揭示出，冯东明们之所以对自己荒诞且悲惨的命运别无选择，还和整个这场共产主义革命所倡导的，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伪信仰密切相关。

因为是伪信仰，所以这场革命中革命者和反革命者的定义，和信仰或不信仰某种理想毫无关联。它对敌人的划分和剿灭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随时可变，反复无常的。几乎所有革命的积极参与者，除了决策者本人之外，都在这场革命中无可适从。一开始慷慨激昂地动员妹妹参加革命的那个县委书记陈进，1959年后亲眼目睹了“大跃进”造成的巨大灾难，不得不开始被动地抵制，最终变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6]。另一位公社书记侯亚昆，为了紧跟伟大领袖，左得不顾百姓的死活，连二流子王守伦都忍无可忍。最后，竟在三年自然灾害快熬过去的时候栽在了二流子的手上[17]。和王守伦同时当上土改根子的农民党员林民旺，仅仅只是因为和这个二流子不合，而无法参与贪污，四清时竟成了依靠对象[18]。



《玫瑰坝》中所有这些云云总总，细腻逼真的描写，都让读者们忍不住想起离今天的我们最近的那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想起伟大领袖当年那些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部署的系列荒诞。先是信口开河地把堂堂国家主席，说成是叛徒，内奸，工贼。其后又莫名其妙地把刘少奇和自己昔日的秘书陈伯达捆绑在一起。等到身体无法永远健康的副统帅终于出走，再想法挖出千年前的孔子。明明一切都是极左，却偏要故作正经，无中生有地去批判什么“形左实右”，等等，等等。



不幸的是，就是这样一个赤裸裸的伪信仰，愚昧的我们，愚昧的冯东明们，竟然真信了！

鲁迅先生有名言，“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作为中国土地上长大的人，我当然深深知道，鲁迅先生所说的这两种人生的选择，实际上都不是凡夫俗子们随随便便就能做得到的。牺牲不易，因为生命于人而言只有一次。而想通过一己的牺牲而震骇一时，更是难上加难。流星烧毁了自己，至多只能给站在黑夜里的人们送去一瞬间的光明。而“深沉的韧性的战斗”，那几乎只有圣者能为之。不管有没有尊严，你得先想法活着。这之后你告诫自己，不要忘记那些制造罪恶的人们千方百计想抹去的那些混杂着鲜血和生命的罪恶。你告诫自己，抓紧一切时机，记录下这些罪恶。但同时，你却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寡不敌众和渺小。站在黑夜里的人们早已习惯了黑夜，漠视了黑夜掩盖下的罪恶。你的 记录有用吗？更何况，至少你自己，早已远离了那片土地。

这些话，当然和《玫瑰坝》已无关。那只不过是我自己曾经对我自己说过的话语而已。

一九九六年的五月十六日，因为偶尔看了一眼日历，我发现，那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竟然爆发了整整三十年了。



时间，真是一个残酷可怕的怪物。



而那时，已经是我在德国土地上生活的第十四年了。如果自己和自己比，我那时就该算已经“先富起来” （哈！）。在那之前的三年前，公元一九九三年，我已经在自己房屋的阁楼上，为自己建起了一座小小的图书馆。我原以为要到六十五岁退休之后才有可能去读的书，现在竟提前了二十五年。



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让我觉得自己生活幸福。



但在看了那一眼日历之后，我改变了主意。



我决定先不读书，而是先写书，具体地说，是写小说。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记录自己亲历的罪恶，防止忘却。对于像我这样脑细胞数十年来持续缺氧的严重哮喘病患者，到六十五岁之后再回忆往事，是连自己都觉得很不可靠的。而读书，那是一件什么时候开始干都完全来得及的事，完全可以放在六十五岁之后。

那时我的老妈妈还很健康，住在北京二姐家。我把我的想法和妈妈交流了一下。妈妈大力支持我。我试探着问妈妈，有没有兴趣和我一起写。以一九四九年为界，她写一九四九前的故事，我写一九四九年后的故事。妈妈高兴得简直要欢呼跳跃。太好了！我俩一起写小说！就这么定了。要写成《红楼梦》那样的。妈妈说。



哈！我的老妈妈一辈子都像她的小病人一样单纯！



不幸的是，我和妈妈制定的那个无比美好的计划，最终却付之东流。



星期一到星期五我要上班。星期六要采购。只有星期天一天我能呆在阁楼上。妈妈却没事，可以全天都趴在书桌边。北京有一大批妈妈的大学同学。有原本就是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的，也有北京协和，齐鲁，南迁借读的同学。只要是健康能行走的，大家便定期聚会。妈妈从年轻时代起就是个快乐天真的人，她能唱，会跳，还能打一手好乒乓球。一大批年少疏学的老人，都是在退休之后才开始习书法。妈妈却幼承庭训，得天独厚，从童年起就写一笔娟秀的好字（爸爸也写一笔遒劲的好字，但却一直不太会使钢笔。妈妈的伟大在于，即使用钢笔，即使写英语，她也同样能写得赏心悦目）。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妈妈在同学聚会中须臾不可离。但自从答应和我一起写小说，妈妈就哪儿也不去了。她的那群老头老太太同窗们，担心妈妈是病了，打电话询问二姐。二姐这才发现了妈妈的异样。

后面的故事当然十分悲惨。



二姐终于发现，罪魁祸首是我。在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臭骂我的时候，二姐说，你……，简直是疯了！你想疯，就在德国疯，没人拦着你。亏你能想得出来，居然挑唆着妈妈跟你一起疯。我说我天天换着花样做好吃的，老娘好好的怎么就黄皮寡瘦，面如菜色。血压，血脂都高起来了。原来是你出的馊主意，让老娘和你一起写什么小说！你想累死她呀！就你……还想写小说，谁看呀？你……，傻不傻呀？



二姐不由分说，先没收了妈妈的笔和纸，然后从图书馆借回一大堆书，让妈妈帮她修改论文（二姐毕业于妈妈的儿科系，是妈妈最嫡系的学生），并且亲自监督妈妈，定期和同学聚会。妈妈只好依依不舍地和小说告别。



妈妈把她已经写完的部分（大约六十余页稿纸，其中大约三十页提纲，三十页故事）寄给我，嘱我自己一个人接着写，告诉我如果没法写别人，就写自己。总之，一定要写完。

我沉痛地向二姐检讨，并保证，从今往后将“荷戟独彷徨”，绝不再向妈妈提小说之事（妈妈寄给我的那一摞珍贵的手稿，我一直保存在抽屉里。妈妈刚走的那些不幸的日子里，怀念妈妈，心情悲伤，我就把她依然美丽并且永远美丽的笔迹，拿出来欣赏。妈妈的认真让我感动，也鼓励着我。妈妈一辈子都认真，不管是当医生，还是写小说）。



那之后的整整四年间，一九九七到二零零一年，我每个星期日（那是我一周中唯一能自己支配的时间）都把自己关在阁楼上。那时，我的电脑只会打德语（更准确地说，它那时可能已经会打中文，只是我自己还不会。我学会用电脑打中文是二零零三年的事），我只能用笔和纸写。我的图书馆，有一扇像我的书桌那么大的窗子。写累了，我就站在窗子边，一边居高临下地欣赏邻居们怎样整理他们的花园，一边偷偷地笑自己。哈！你……，傻不傻呀？你做什么事不好，要浪费时间写小说。别人都在学张爱玲，写写女人，写写麻将，写写美食，写写服饰，写写那些没有了时间空间，因而注定能不朽的作品。你却要写的这些干巴巴的荒诞和残暴。会 有人去看吗？二姐说的可能还真对，这世上，像你这么傻的，一定不多。除了妈妈，没准儿，就你这一个。哈！

我啰里啰唆地说这一番题外的话，是想告诉朋友，读着这本长达919页的《玫瑰坝》，我心中充满着怎样相逢恨晚的感慨，洋溢着怎样志同道合的欢欣。

真的，这大千世界，茫茫人海，谁能想到，竟有和我一模一样的傻人。



由此，我什至坚信，普天之下，正在记录罪恶，防止遗忘的，绝不仅仅只是这一位《玫瑰坝》的作者。我想告诉所有和我们一样，正在努力的人们，不要灰心，不要放弃！我敢向你们保证，你们绝不是孤独的！



（未完待续）
2011年9月30日至11月27日
写于德国不来梅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30811
http://my.cnd.org/modules/newbb/viewtopic.php?topic_id=75710&forum=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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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心秦汉，生灵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我读《玫瑰坝》（2）

汪晶晶



假如说，《玫瑰坝》中主角冯东明的故事，揭示的只是已有的文学作品中再现过的，中国千千万万知识分子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自讨没趣的荒诞遭遇的话，那隐藏在冯东明身后的一群特殊的背景人物，那些在既没有现代社会的任何司法程序，也同时背离中国民间数千年来被有序地遵循着的财产契约观念，在“伟大领袖”亲自策划和领导的暴力之下，在大大小小的冯东明们的直接或间接的参与之中，被公然剥夺财产，甚至仅仅因为其财产而被公然处死的地主（和富农），其悲惨命运，便足以让读者的心灵为之战栗。



而恰恰是对地主（和富农），这个一九四九年后被迫形成，其后又同时既作为个体，又作为群体，而惨遭灭绝的，中国农村的特殊社会阶层的真实而细腻的描述，使得《玫瑰坝》一书在现代和当代的中国文学史中拥有了，虽不能说绝后，但却绝对空前的意义（1）。



这里我们首先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究竟什么是“地主和富农”。



地主一词是汉语的本源词汇，顾名思义是指田地之主。这本是一个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中，从未广泛使用，仅仅只是在语焉不详地描述财产契约关系时会偶然出现的中性词汇。这一词汇成为一种被假定的职业，成为一个不仅仅是被划定，而且同时还界限分明的社会贱民阶层（阶级成分），并公开具有了，能危及个体和群体的生存和生命，因而不容忽视的贬义和敌意，则是源于一九四九年后共产主义革命席卷之下的中国大陆。富农一词则一般认为是源于十月革命后的俄语（2）。



《玫瑰坝》述说的这个有着九百一十九页的漫长故事，是以“地主和富农”这个特殊社会群体的产生开始，又以这个特殊社会群体的肉体最后被彻底灭绝而告终。



由此可见，“地主和富农”，对于读懂《玫瑰坝》的故事，具有纲举目张的意义。



第一，中国农村在前地富时代的自然生态环境。



在《玫瑰坝》一书开篇的大约十分之一的章节中，作者貌似不经意地描述了那片土地上“前地富时代”的农民们，数千年沿袭下来的自然生态环境。我们于是知道，这个名叫玫瑰坝的地方，按中国农村今天的行政区划，本是一个乡（而之所以会和玫瑰发生关系，人们只能私下猜测，是因为坝上曾被故事的主角冯东明的舅舅，著名画家冯子虚所写生过的，青山绿水的夕照景色，能让人联想起玫瑰的美丽）。从地理和地貌上看，玫瑰坝是位于东山和西山之间的一片盆地，下属六个村。最南端，最富饶，因而人口最多，规模最大的是龙泉村（此村因而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土改工作组的驻地）。



龙泉村往北三里半是青龙村。青龙村往北四里地是大屯村。大屯村再往北六里半是瓦岩村。瓦岩村往北就出坝外了。龙泉村东有玫瑰河。河东四里半地是河东村。河东村往北五里地是华阳村。



这六个村共有农民四百二十户，两千一百三十人。玫瑰坝全部可耕地七千九百亩，其中水田两千一百亩，旱地五千八百亩（《玫瑰坝》第74页）。据此，每户平均拥有可耕地十八点八亩。



很快，作者就告诉我们，进坝的“土改工作组”，通过深入的“访贫问苦”，已经成功地发现了第一位贫农，这就是《玫瑰坝》故事里，众多的背景人物之一，农民刘天财。



刘天财一家五口人，拥有自己的田地不足三亩，其中水田一亩，旱地一亩八分。为了养家糊口，刘天财租种观音庙的庙产七亩旱地，又租种地主王秉文家四亩半水田。



这里，为了更清楚地理解整个玫瑰坝地区农民们在“前地富时代”的生活状态，我们不妨先看看书中列出的一些统计数据。根据土改工作组的结论，玫瑰坝的四百二十户村民中，和刘天财同等“贫苦”的共有五十六户“贫农”，占全部村民总户数的百分之十三。比刘天财还“贫苦”的，只有四户“雇农”，不足户数的百分之一（《玫瑰坝》第74页）。



那么，被土改工作组认为应该“有很强的革命性”，因而“要坚决依靠”的这一位贫农刘天财，在“前地富时代”，换一句我们这一代人耳熟能详的更标准的汉语表达方式，也就是在“万恶的旧社会”，是怎样“牛马不如”地生活着的呢？



这一点，作者没有直接告诉我们。



但作者却意味深长地讲述了一个关于贫农刘天财家中“牛棚”的有趣故事。



就在土改之前的那一年春天，地主王秉文许诺了他的佃户刘天财，如果王秉文家的母牛能产崽，他将会让刘天财抚养一头牛犊。对贫农刘天财而言，这当然是一个天大的喜讯。刘天财全家齐心合力，自己动手，为这头未来的牛犊，盖起了一座堪称“五星”级的“牛棚”。作者告诉我们，这座“牛棚”“新起的三堵土墙平滑结实，棚顶上盖了一层厚厚的稻草。这个崭新的牛棚，看上去干净漂亮，如果不是因为门上只装了栏杆而没有装门板的话，充当洞房也应该是过得去的（《玫瑰坝》第70页）。”



土改工作组来“访贫问苦”时，几乎立即就喜欢上了这位贫农家的“牛棚”。经过土改工作组的一番改造，牛棚中筑起了几道齐胸高的草墙，其后，居然从中成功地隔出了三间能供人居住的，像模像样的“房”。最里面的一间是组员范淑君的“闺房”。中间则是组员冯东明和组长郝勇的“卧室”。最外面的一间最大，是工作组的“办公室”。

组长郝勇甚至说，“这个牛棚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宫殿”，他甚至“愿意在里面住上一辈子！（《玫瑰坝》第70页）”



哈！读到这里，我估计和我同龄的读者们，都会忍不住地发出会心的笑声。



这就是在“前地富时代”，也就是在所谓“万恶的旧社会”，农村中最贫苦的那百分之十五的贫农（还不包括所谓下中农）的“悲惨”生活。而假如读者们和我一样，对文化大革命中为“牛鬼蛇神”们建造的“牛棚”还拥有亲历的记忆的话，那就更能深刻地领会汉语词汇“牛马不如”的荒诞涵义了。



第二， 导致“地主和富农”这一特殊社会阶层产生，随后又惨遭灭绝的土地“改革”运动，是共产主义革命通过暴力的手段强加给中国的农村和农民的。



在对中国农村和农民在“前地富时代”的自然生态做了简明扼要的描述之后，《玫瑰坝》的故事接下来开始讲述的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第一场政治运动，土地“改革”运动，简称土改。



作为读者，我把土地“改革”划入“政治运动”，是因为《玫瑰坝》的故事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场土改，和农民的经济诉求和与之相连的，对社会变革的主动选择，并无关连。它是在赤裸裸的暴力的直接伴随之下，从天而降，来到玫瑰坝的。作为读者，我把土地“改革”的“改革”二字加上引号，则是因为，《玫瑰坝》的故事更为清楚地告诉我们，所谓“土地改革”，和“改革”这一汉语词汇的词中应有之义，毫不相干。这场冠以“改革”的政治运动，犯下的，实际上是惨绝人寰的，能排除一切政治，宗教，地域，习俗偏见，而以全人类的名义通过海牙国际法庭提起公诉并予以公审的，群体灭绝之罪（这一点，我在下面书评的第五部分中还要详述）。



这里，我们先来看看，玫瑰坝的这场土改，自上而下紧密联系着的那一条暴力红线：首先，共产党用军事暴力占领西康全省，建立新的权力机构：中共西康省委。其次，中共西康省委根据中央精神决定将阑县作为全省土改工作试点。紧接着，中共阑县县委便颁布了1950年第5号文件。最后，一个集立法，执法和司法于一身的暴力强权机构，土改工作团，应运而生。



玫瑰坝，很荣幸地成为了阑县土改工作的试点。



派往玫瑰坝龙泉村的那支土改工作组，由一名持枪的前军人，郝勇，任组长；两名向往着暴力革命，随时准备加入暴力行为并为暴力献身的原“进步学生”，范淑君和冯东明，任组员。让人万分惊讶的是，这两名并非原军人，而是原学生的所谓“知识分子”，竟然也持枪（《玫瑰坝》第五和第六章）。



仅仅八天之后，在中共阑县县委书记陈进的直接教诲下，在土改工作组暴力性的直接操纵下，玫瑰坝的龙泉村也建立了同样集立法，执法和司法于一身的暴力强权机构：农会和民兵。二流子王守伦飞快崛起，任农会主席和民兵大队长，集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权力于一身。民兵大队长王守伦，副队长刘瑞银。各自手持一支三八步枪（《玫瑰坝》第94页）。村里十五岁上下的孩子，林民义，王春花，儿童团长刘瑞宝，个个都对武器和一切可能的暴力手段产生了强烈兴趣（《玫瑰坝》第86页）。



数天之后，工作组长郝勇亲自上阵，手把手地教村里“几个半大小子”，怎样正确地运用红色暴力来捆绑地主：



“郝勇一把抓住王秉文的衣领，把他从地上提起来，将绳子搭在他的双肩上，一边示范，一边南腔北调地讲解道：‘所有的罪行严重的犯人都必须五花大绑。首先，在中间打一个套子。把这个套子放在罪犯脖子后的这块骨头上。然后，从后到前，在他的肩上绕一匝，在他臂上绕三匝。这一匝要绕在手腕上。手腕上要再绕一匝。打个结。这边也一样……把他的两只手从后面这么一拧。把两只手捆绑在一起。然后把绳头从颈后的这个套子里穿过。他要是不老实，就这样—提’，说着，他用劲一拉绳子，把王秉文反绑着的手臂往上一提。”



“‘老老实实地站着，不准说话。不然，我们又拉绳子！’郝勇说。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根很细的麻绳，将那根麻绳在王秉文的脖子上缠了一周，然后将麻绳的头抄到了王秉文的背后。



‘之（3）根细绳绳儿是拿来做啥子的啊？’（持枪的民兵队副大队长）刘瑞银问。



郝勇答道：‘如果他胆敢呼喊反动口号，你就抓住这根细麻绳的头，往后这么一拉，勒住他的咽喉，不准他乱叫。’” （《玫瑰坝》第105至106页）



接下来枪毙王秉文的时候，王秉文认为自己除了拥有地产之外并无罪恶，因而拒绝下跪。祖宗们的古训说得好，士可杀，不可辱。



“郝勇一手抓住王秉文的头发，一手抓住他背上的绳子，把他提起来，放下去，又提起来，又放下去，反反复复折腾了好几次，企图让他跪在地上。王秉文的手是反剪着的，根本无法挣扎。可是不管郝勇怎样摔，他总是硬撑着，不肯跪下去。他大腿上的血像泉水一样地往外淌，把郝勇的裤子都染红了。郝勇大汗淋漓，呼呼地喘着粗气，却无法将他制服。



冯东明……用枪托对着王秉文的脑袋，一击就把他打昏在地。



郝勇感激地点了点头。他在众人的帮助下，把昏迷中的王秉文成功地摆成了跪姿。他把子弹从枪膛里退了出来，低声咒骂了几句，在一块石头上磨了弹头几下，再把磨过的子弹重新装进枪膛。然后，他对着王秉文的后脑勺，猛地扣动了扳机。



这颗在石头上磨过了的子弹威力极大，把王秉文的头盖骨打得粉碎。”



至此，这场冠以“改革”的政治运动中的红色暴力，随着一个拥有田产的群体，肉体的被灭绝，而达到顶峰。



第三，土地“改革”运动的运作方式：诉苦。



暴力驱使之下的土地“改革”得以进行，首先必须划分出“地主和富农”这样一个被敌对的社会群体（阶级），然后才谈得上“正当”而“合法”的财产剥夺。谈到这一场所谓土地“改革”的运作方式，这就回到我在这篇书评的第一部分中已经提起过的方式，那就是通过谎言而煽起仇恨。



套用一个土改时期问世，一直沿用到文革，汉语的流行表达方式，也就是所谓“诉苦”。



现在，我们可以来细细地欣赏一下《玫瑰坝》作者给我们讲述的，进驻龙泉村的土改工作组，组长郝勇和组员范淑君，冯东明，是如何遵循上级的“精神”来“培养”玫瑰坝最大的地主王秉文家的长工，玫瑰坝最难得的雇农，孟福宽的“阶级觉悟”，也就是煽起孟福宽对他的雇主王秉文的仇恨的。



范淑君很逻辑地希望这位苦大仇深的长工能配合工作组，彻底地批倒批臭大地主王秉文。



孟福宽却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我爸爸是王老爷送的终。我是王老爷养大的。王老爷对我是有大恩的，我咋个可以无中生有地说他坏话喃？”随后，孟福宽竟相当深情地回顾了地主王老爷对他的大恩大德。孟的父母双双患痨病，王老爷为他们出钱治病。孟的父母双双亡故，王老爷为他们出钱下葬。孟成了孤儿，王老爷将其收留抚养……（《玫瑰坝》第87页）。



地主王老爷对长工孟福宽的恩德，看上去真个是“车儿也载不尽，船儿也装不完”。土改工作组的三位干部，被这位长工的表白搞得哑口无言。“过了好一阵子”，知识分子冯东明缓过劲，才算是急用先学地想起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引导农民诉苦方面专门用来制造谎言的那个武器。



那武器，实际上也就是两个同义的汉语词汇，叫做“不劳而获”，或者更雅致，更简洁地称为“剥削”。



因为提起“剥削”，这个现在已经变得有几分生僻的词汇，我想起了将近三十年前的一段往事。请允许我先写几句题外的话。



我刚到德国时，住在海夫塔女子神学院的宿舍里（不是我自己找的，而是大使馆直接分去的）。那时德语很臭。晚上没事，我便有意在公共的电视房呆着不走，听那些学神学的女孩子们聊天（当时身临其境，我浑然不觉。很多很多年之后，回首往事，我才发现，在海夫塔住的那三年，是我在德国土地上心情最舒畅的三年。一位少小离家，在英，法，德的多家名校呆过的台湾朋友曾对我说，英国人的傲慢写在脸上。法国人的排外印在手上。而德国人对异族人及其文化的歧视乃至敌视，却是融化在血液里，根植在骨髓中的。在德国的土地上，想要碰上无缘无故对外国人好的人，几乎就像你无缘无故地想中彩票一样。我一直到今天都常常怀念海夫塔神学院那些平等真挚待人，同时还冰雪聪慧的女孩子）。且说有一天，离我们宿舍不远的一家印刷厂的工会组织工人们罢工。神学院有不少学生课余在那家印刷厂打工，所以大家都很关注。看完电视，便坐在那里讨论。坐我边上的女孩子和我住在同一层楼。她害怕我会不明白Gewerkschaft （工会）是干什么的，便试着给我解释。而我却觉得自己很懂这个词汇。我说，工会当然应该组织工人们起来罢工。老板挣那么多钱，为什么不把钱分一部分给工人？这不是Ausbeutung 吗？



我为自己竟能想起Ausbeutung（剥削）这个平时很难派上用场，现在却肯定正确的词汇而高兴。



不料，我说完Ausbeutung，电视房中一下变得鸦雀无声。神学院的女孩子们面面相觑，竟没有一个人欣赏我自以为得计的Ausbeutung 这个词汇。老半天，坐在我边上的女孩子才对我说，你是中国来的，想法和东德那些人一样。你要说是Ausbeutung，当然也没什么错。但实际上，在我们这儿，是有 Tarif 的呀！



我知道自己一定是使用了一个不大合时宜的词汇，便不再吱声。



回寝室之后，我查了查 Tarif 这个词。虽然字典上确有其词，但实际上我当时却并没有全懂Tarif 这个词汇真正的含义。所谓Tarif，从表面上看，是指工资，价格或费用的不同种类。但实际上，Tarif 背后深藏着的，却是一种社会成员在非暴力的环境下，通过讨论，协商，选择，认可，接受并遵循的契约观念。

而恰恰这种契约观念，却并非是西方的特产，而是在一九四九年前中国农村农民中，数千年如一日，广泛而恒定地存在着的。



以玫瑰坝为例，佃户们在“万恶的旧社会”如想租种田地，至少有三种契约性选择：或者租王秉文家的，地租二成；或者租林国友家的，地租四成；或者租观音庙的庙产（刘天财租庙产交几成地租虽不详，但根据王秉文捐赠地产时嘱咐观音庙住持慧通的一席话，应该也是二成。而且既然贫农刘天财能租，就说明庙产的出租是可供所有村民选择的）。也正因为深信自己不仅从未做过违反契约，对不起良心的事，反倒为村民们做过大量契约之外的善事，大地主王秉文对共产党的即将危及他生命的暴力行为竟毫无思想准备，在被斗被杀的头一天，还若无其事地在堂屋里抄写《金刚经》（《玫瑰坝》第97页）。在被斗被杀前的大约一个星期，大地主王秉文甚至还在和后来同样被划成地主的观音庙的和尚慧通做契约性协商，如何通过他捐赠的地，而由观音庙出面组织，尽早为村民修好通往陶家营的马路（《玫瑰坝》第20页）。



《玫瑰坝》中的背景人物之一，见多识广，能说会道的村民陈德华，在听说中共阑县县委书记陈进，竟将亲临玫瑰坝视察土改工作的进展，曾感慨万千地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玫瑰坝就没有县太爷来过。”陈德华认为，单凭能一睹县太爷的风采，就非来斗争和枪毙地主的大会看看不可（《玫瑰坝》第94页）。



所有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土地“改革”的这场暴力运动，实际摧毁的，是中国农村和农民数千年沿袭下来的，在其他王朝更替时尚能保留重建的，包括契约观念在内的，几乎全部生活方式。



我曾在其他地方写过，由于政治政权的过于强大与早熟，宗教在整个中国汉族人的社会生活中是缺失的。由于缺少与宗教相连的，对生命本质的珍惜和敬畏，由于缺少以对生命本质的珍惜和敬畏为基础的，生命个体和种类在绝对意义上的平等，中国那片土地，从未真正走入我们这个星球上其他同类已经创建的文明圈。然而中国特有的，照马克思的话说，源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这种不平等的背后，却有着一个不容忽视的特征，那就是中国农村和农民自秦代商鞅变法以降，持续到辛亥革命，数千年一直沿用的，以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为前提的，土地配置的基本方式。这一基本方式，决定了中国农村和农民中，富裕和贫穷的不同阶层，是可以在非暴力介入的情况下，遵循契约观念，自行流动和自我调节的。（4）



《玫瑰坝》的故事中，有一个大屯村的农民，名叫郭发有。



此人旱地无一垄，水田无一分。按“伟大领袖”的“谆谆教导”，本该属“赤贫”。但万分幸福的是，此人“却有七个儿子，而且个个都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他从地主那里租了三十一亩土地来种，每年打下的粮食很不少。据他的邻居说，他攒了很多钱，准备在不久的将来买田买地。”作者强调，“他家的生活过得很好，甚至比很多富农还要好。”特别幸运的是，这位郭姓农民，原本在土改前已经打算买三十亩地，连价钱都谈好了，最后阴错阳差却没买成。



妙不可言的是，革命警惕性极高的土改工作组组员范淑君，认为这位郭姓农民一心想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当地主，竟差一点采用“意淫”的方式，把这位“赤贫”的佃农划为地主（《玫瑰坝》第74至75页）。哈！



作者笔下的另一位“坝子上最会种庄稼”的农民林国盛，其勤俭致富的极端性生活方式，则更让人哑然失笑。林国盛一心惦记着买田置地，从不在别处花钱。他的家，既没有围墙，也没有天井，甚至狗都不养一只。搞得土改工作组差一点儿把这位有好几十亩土地的暴发户误认为是贫农。林国盛规定，全家老小每年只准吃一次肉，那就是过年时那块先拜过祖先的刀头肉。那块肉总共半斤，却要不多不少精确地切成六八四十八片，大人孩子每人八片。“说是好兆头，吃了要发财” （《玫瑰坝》第201页）。哈！不幸的是，这位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能干农民，最终却因为赶在土改前夕买了几十亩地而被划为富农，殃及子孙，万劫难复。



在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我们常常听到各类人物引用孔子《论语》中的名言，“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大家于是以为，是中国农民的不满造就了中国革命。既然亿万农民昼思夜想，盼望共产党带领他们翻身解放，那毛泽东当然是农民们当之无愧的大救星。其实这是对儒家文化的曲解，是为毛泽东夺取政权的合法性而炮制的谎言。中国的儒家文化从来没有号召过臣民，采用暴力的手段去打破现存的社会秩序。正好相反，儒家强调的是已有的不平等的合理性，希望社会成员们能认可这种不平等，安贫守困，不犯上作乱。然后寻找其他正当可行的方式，去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由此而达到“维稳”。与之相适应，中国农民普遍认同的生活方式也是安居乐业，通过勤俭和遵循契约观念下的土地自由买卖而致富。在这一基础上，中国绵延千年的科举取士制度，则从政治层面上确保了底层向能参与决策的高层之间的人才流动。这三者共同造就了，历史学家们常说的，所谓中国封建社会数千年的超稳定结构。

而暴力一旦介入了契约，摧毁了契约，要想重新回到契约的起点，便比登天还难。



对此，德国的老百姓们，有着切身的，刻骨铭心的体会。



二十多年前，柏林墙坍塌，东西德统一，德国的内阁总理Helmut Kohl  一时踌躇满志，志在必得。Helmut Kohl 执政前的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德国经济发展迅猛，给国库留下了丰厚的积累。这使得这位雄心勃勃的内阁总理，能不惜重金，“收购”东德。



不幸的是，很快，Helmut Kohl 就发现，他还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



引起麻烦的，是德国二十世纪上半叶享誉全球的，著名光学仪器制造商Carl Zeiss的资产纠纷。



因为提起Carl Zeiss，我又想说几句题外的话。



我曾在其他地方写过，我的童年时代，是在一所医学院的校园中度过的。我的母亲很喜欢孩子，她学的是儿科，自己又有四个可爱的孩子。五十年代初，因为担心不识字的外祖母过分节俭，会忽视孩子们膳食中的营养要素，母亲一度想入非非地想把儿童营养选作自己的专业。私下询问父亲，父亲却说，共产党把会种田的人都杀了。往前，大人孩子能有饭吃，不挨饿就不错。不会还有人对什么营养学有兴趣。你还是换个别的专业吧！（很多很多年后，父亲去世了，我回国，母亲和我聊天时就感慨，你爸爸那人，真是……料事如神呀！）母亲听从父亲的劝告，另选了儿童血液病作为专业。母亲工作的儿科学教研组建有一个自己的血细胞室，童年时代，我常常跟着母亲，在那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血细胞室里上班。母亲严禁我触摸任何仪器。所有显微镜上都钉着Carl Zeiss的小钢牌。母亲告诉我，所有的“蔡氏”，都是医院花重金，而且还是外汇，从德国买回的。“这些东西贵极了！你知道吗！”母亲强调，甚至吓唬我，“要是搞坏了，妈妈……就要去坐牢！”。我于是只能老老实实地把自己的双手自觉自愿地放在口袋里，万分敬畏地看着Carl Zeiss 的小钢牌。在小学时代的一个漫长的时期中，要不是哥哥出面纠正，我根本不知道那个Carl Zeiss 竟是个人。我还一直以为，母亲说的“蔡氏”，就是所有显微镜的外国名字。



且说东西两德刚刚宣告按现有西德法律统一成一个主权国家后不过几个月，1990年2月，1919年之后合法拥有Carl Zeiss 全部资产的Carl Zeiss基金会，立即把该基金会珍藏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全部“变天账”翻找出来，核实，复印，然后寄给统一后的德国联邦政府。Carl Zeiss 基金会以确凿的证据，如实地描述了当年苏联红军使用军事暴力，掠夺Carl Zeiss资产的暴行。Carl Zeiss的整个产业，不仅被非法没收，甚至还被肢解，“核心技术”及其“核心技术人员”被非法运往苏联。剩余资产则分文不剩地被原东德Thüringen地方政府“共产”。说起来，Carl Zeiss 基金会的劫后幸存者们，实际上还是很宽宏大量的。他们尽可能做到“目光向前看”。鉴于特殊历史时期造成的特殊历史事件，他们表示，可以不计算利息，但被没收的财产，土地，房屋，机器，特别是无比重要的品牌和专利技术，都得归还给本基金会。



胖呼呼的那个Helmut Kohl，起初还很高兴。这不是“忆苦思甜”的好机会吗？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一对比，共产主义的罪恶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没想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



原来，当年首先侵犯Carl Zeiss 私有财产的还不是苏联人，而是美国人。美国军队是先于苏联军队抵达Jena 的。只不过，美国人确实比苏联人仁慈。一来美国人并没有破坏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普适价值观念。二来美国人没有动Carl Zeiss 的土地，房屋，机器和专利，只不过把他们认为有可能危及到同盟国军事力量的那几个Carl Zeiss 的“核心技术人员”押解去了伦敦（当然，说到底，“核心技术人员”还是属于Carl Zeiss 的私有财产）。



很快，Carl Zeiss 重新注册登记，重新上市。经过艰苦卓绝的谈判，一直到1994年，已经变成德国新的联邦州的Thüringen地方政府，才算依依不舍地把1946年非法充公的全部资产，股份，无偿地退还给了Carl Zeiss 基金会。



问题的严重性却在于，半个世纪前被非法充公的私有财产，何止只是一个Carl Zeiss 呀！媒体刚刚披露Carl Zeiss 要求归还被非法没收的资产，成千上万份保存完好并被清楚复印的房契，地契，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度各类自然人和法人的资产证明，等等，等等，如雪片般地飞往德国联邦和各级地方政府。

这一下，政治家们集体地傻眼了。



根据联邦德国基本法（其意义等同于宪法），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法同时保障的还有所有公民（在财产面前同样拥有）的平等。这就是说，一旦任何人使用任何方式侵犯了私有财产，不管被侵犯的私有财产价值亿元，还是价值一元，违法的性质是同等的。这样一来，既然政府能够归还Carl Zeiss 的资产，那就必须把数以万计，乃至百万计的，被非法没收的大大小小的其他私有财产，同样归还给原财产所有者的后裔。就算Helmut Kohl愿意，各级地方议会也不一定愿意。就算各级地方议会真能通过，国库现有的财政力量也远远不够。就算国库的财政力量真够了，现有的全部国家文官，什么别的事情都不干，每天八小时都用于核实和执行过去四十年间公民私有财产被侵犯后的赔偿，未来的十年间也执行不完。



这件事还能不能解决，怎么解决，就此谁也不知道了。



一直到今天，德国联邦政府的内阁智囊团换过六届，却没有任何“智者”为此拿出过好招。德国的政治家们为自己辩护说，这是一个整个人类发展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政党，一个政权，一个国家，成功地解决过的问题。



（这是说的这个政党，这个政权，这个国家，承认公民的私有财产被暴力侵犯是一种违法行为，想解决，但鉴于与之相连的一系列巨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性后果，一时还无法解决。而如果这个政党，这个政权，这个国家，一直到今天还在天天歌颂“红色暴力”；甚至天天使用“红色暴力”；拆迁，污染，抓人，罚款，为所欲为；那老百姓们能怎么办呢？套用一句汉语中广泛流传的歇后语，叫做冻豆腐，没法办（拌）！金正日刚死的那几天，电视中北韩的老百姓个个都悲痛欲绝，一片感人至深的景象。德国的老百姓们私下里便忍不住嘀咕，这样一个政权，父传子，子传孙，哀鸿遍野，还手持核武器，居然还有那么多“公民”“无限热爱”他们的“伟大领袖”。德国的媒体便附和老百姓说，这的确是我们全人类的耻辱。但是，很遗憾，谁也不知道对这样一个政党，这样一个政权，这样一个国家，该怎么办。由此我也联想到汉语世界的一大批“知识精英”们。他们其实也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却一面信誓旦旦地表白自己，要告别革命；一面振振有词地教导别人，要放弃暴力。哈！好像他们真能革命，真有暴力似的！要说那些“知识精英”们都是些阿Q，恐怕连阿Q都不会高兴。想我阿Q，再不济，好歹还摸过小尼姑的头呀！）



好了，闲话少说，言归正传。我们还是接着往下来读《玫瑰坝》的故事。



第四，对地主，富农这两个阶层（阶级）所谓“划分”的野蛮性和随意性。



如前所述，共产党在中国大陆领导的这一场土地“改革”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在无法无天的暴力伴随之下进行的。这本身就注定了，能直接危及个体和群体的生命和财产的那个所谓“划分”过程，只能是野蛮和随意的。



这里，我们先来看看，《玫瑰坝》中讲述的，龙泉村边观音庙的住持，慧通和尚遭遇的两次“划分”。



大家知道，信仰佛教的僧人，本该是万念皆空的。换句话说，俗世间的一切物欲，一切财产的占有，和他们本无关。朋友们肯定要反驳说，流氓皇帝朱元璋就是个僧人；大陆现在的那些和尚……比凡人还坏。



这些说法诚然不无道理。但是，朱元璋的残暴并非直接源于他的僧人经历；“万恶的旧社会”的和尚和“新时期”的和尚，更是有着质的不同。《玫瑰坝》中的慧通，无论怎么说，都是一个好和尚。在前地富时代的玫瑰坝，观音庙是很有社会地位的。如果说王氏和林氏宗族的族长掌管着族内家庭的道德事务和司法大权的话，观音庙则主管着全玫瑰坝农民的心灵需求。观音庙有自己的庙产，由任住持的慧通出面租给农民。慧通不但在租佃事务中没有任何恶行，还无偿地把观音庙拥有的南耳房建成全坝农民交流思想和信息的场所。地主王秉文在土改的当口儿决定把一部分田地捐给观音庙，慧通为了稳妥，把捐赠的日子往前写了几个月。

假如真的严格地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以收租作为剥削的手段，那么慧通并没有任何剥削行为。因为土地的捐赠虽然在土改前的某个月份，但实际上，农民却并没有给观音庙缴纳地租。且不说，土地属于观音庙，是庙产。慧通作为住持不过是土地的经营者，并非所有者。但中共阑县县委书记陈进却不由分说地指示驻玫瑰坝龙泉村的工作组员冯东明，根据捐赠的日期将慧通“划分”为地主（《玫瑰坝》第76页）。其后不久，因为分到庙产的农民害怕菩萨惩罚自己，纷纷将庙产退还观音庙，冯东明一怒之下铲平了观音庙，勒令慧通还俗（《玫瑰坝》第252页）。



这算是慧通的第一次被“划分”。虽然也够荒唐，随意的，但慧通暂时还算保住了他那一条日益卑贱的性命。



合作社闹腾不久，开始肃反。玫瑰坝成立了“乡肃反领导小组”。



怎么寻找“反革命”呢？作者告诉我们，这主要由党的各级领导们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玫瑰坝的这个乡肃反领导小组经过一番想象“决定把审查的重点放在土改前不久才来玫瑰坝落户的潘文辉和经常去县城进货的刘天仁的身上”（《玫瑰坝》第497页）。于是，一副我们一直以为是若干年后文化大革命中才特有的场景出现了。“乡肃反领导小组夜以继日地审讯了潘文辉，刘天仁和王秉春等人，并且去龟城镇和陶家营等地作了大量的调查和了解，却没有能够找到任何值得跟进的线索” （《玫瑰坝》第497页）。



也就在这样一个让冯东明们万分沮丧的时刻，乡肃反领导小组收到一份简直称得上柳暗花明的揭发材料。揭发者语焉不详且毫无证据地推测，当年红军长征路过此地时有一名伤员掉队，后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很可能和慧通的告密有关。



而事实上，早在故事的序幕中，共产党还根本没到玫瑰坝来的解放前夕，慧通就和王秉文聊起过此事。慧通说得很清楚，“十四年前过红军的时候，我正在北寺里头听无色大师讲经。有个姓彭的红军伤兵掉了队，躲进了北寺后头的山洞。有一天，我路过那个山洞，无意之间看朵（5）里头睡朵个人。我摸了一把，发觉他还没有死，就去山沟里头舀了一点儿水喂他。后头我又悄悄儿地给他送过几次饭（《玫瑰坝》第18页）。”慧通本想度这位红军出家，留在玫瑰坝的寺中。红军伤愈后却执意要走。不想刚出坝就被娄县长的民团逮住杀了。那位杀害红军的娄县长后来发背疮而死，让慧通十分欣慰，认为这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天意。

不幸的是，面对着共产党从打AB团开始，一直延续到肃反的，天网恢恢，宁可错杀的光荣传统，慧通就是生有百口也难辨清白。半个月后，在一个有两千人参加的公审会后，这位无辜的和尚被立即枪毙（《玫瑰坝》第501页）。



对敌对阶层整个的划分和处置过程的随意性和野蛮性，贯穿着《玫瑰坝》几乎全书的描述。



大地主王秉文的被杀，源于一个名叫谭伟民的土改工作队长的误判（《玫瑰坝》第140页）。其后，“划分”甚至因此而成为共产党基层干部压制和恐吓农民的最简单有效的手段。区委干部戴福林发现竟有农民不愿入互助组，立即宣布，谁敢不入组，马上重划成分。而一旦被重划为地富，在入互助组的问题上是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的（《玫瑰坝》第493页）。



土地“改革”以降的中国农村，由此变成了一个堪称是史无前例的，无法无天的世界！



第五，地富本人财产的被剥夺和肉体的被消灭之后，其亲属的被株连，歧视，强制，管制和冻饿。一个庞大的贱民阶层的形成，以及最终作为群体的被彻底灭绝。



实际上，在《玫瑰坝》一书开书不足六分之一的章节，这场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就已经胜利而圆满地结束了（《玫瑰坝》第161页）。中国农村中约占百分之五左右的群体，因为拥有财产，已经在红色暴力之下惨遭生命和财产双重被剥夺的灭顶之灾，堪称顷刻之间，化为齑粉。



但这个群体的悲惨故事却远远没有结束，甚至才刚刚开始。



中国广袤的农村中，因为这场土地“改革”运动而出现了一个，即使是在数千年世界历史中堪称空前残暴的东方皇权专制统治下也从未出现过的，由被敌视和被歧视，被强制和被管制的地富亲属，他们的配偶和子女，组成的，远远超过人口百分之五，在绝对数量上完全称得上庞大的，贱民阶层。



这个贱民阶层贱到何种程度，贱到什么状态呢？我们可以来精读一下《玫瑰坝》中栩栩如生的描述。



玫瑰坝的农民有着深深的宗教情怀。他们对生命是珍惜的，对彼岸世界是敬畏的。农民王守贵家的老牛白肚，寿终正寝，无疾而终。但一家老小还是像失去了自己的亲人一般悲痛欲绝。王守贵不但舍不得吃白肚的肉，还相当隆重地埋葬白肚，甚至苦苦央求识文断字的陈素芬为白肚的墓碑题字（《玫瑰坝》第294页）。村里的农民从不毁燕巢，谁要是有违，大家便相信毁燕巢者将会患瘌痢。因为女性和生命的延续直接有关，玫瑰坝的农民从不打女人（《玫瑰坝》第303页）。

而地主和富农这个新得诱人的贱民阶层呢？他们不但牛马不如，燕子不如，皇权社会最底层的女人不如，他们甚至连被全村人抛弃到荒山野岭的麻风病患者丁万金都不如（《玫瑰坝》第510页）。



区委干事戴福林，其父就是在土改中被镇压的大地主，多亏自己及时地参加革命，才算荣幸地从地富的贱民阶层挣脱出来。土改后，戴被党和人民专门派到玫瑰坝，“在玫瑰坝完善对阶级敌人的管制，建立一个对四类分子的健全的，经常化的，制度化的，规范化的训话制度和健全的，经常化的，制度化的，规范化的强制性的义务劳动的制度” （《玫瑰坝》第432页）。



随后，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对四类分子的制度性管制，实际上不过是共产党的各级基层干部，对这个特殊的贱民阶层为所欲为的兽性发泄而已。



戴福林因为自己的神经过敏，觉得富农林国盛的大儿子林民发，看着他的时候，眼中似乎在流露“凶光”，便不由分说地吊起来毒打。地富们站队不整齐，他上前就是一阵拳打脚踢（《玫瑰坝》第434页）。颜惠玲和孙桂英本是两个穷人家被卖被送到地主家做小的女孩子，却不幸被划为地主婆。公社书记，前二流子王守伦，想 跟她们谁睡，就明目张胆地去睡（《玫瑰坝》第447页）。自己已经被划为富农的林国盛，则宁可把女儿嫁到麻风病人丁万金家，也绝不敢嫁另一位富农王守学（《玫瑰坝》第510页）。公社党委书副记候亚昆，发现竟有一贫农想“退社”，立即“证明”该贫农祖上曾是地主。于是，汉语中的两个新名词，“漏划地主”和“漏划富农”，应运而生，且威力无比（《玫瑰坝》第538页）。任何农民只要胆敢对共产党干部的为所欲为稍有微词，便立即面临被“重划”的危险。贫农龚顺发，前述被错划的“地主婆” 颜惠玲的丈夫，不满二流子王守伦对自己的妻子的，公开的，赤裸裸的奸污，跑到县里上访，立即被划为坏分子，顷刻间沦为贱民（《玫瑰坝》第552页）。



在其后接踵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中，玫瑰坝下属各个村首先被饿死的，全部是贱民阶层中的那些昔日的地主和富农。



《玫瑰坝》故事中第四十二章至四十六章，整整五个章节，讲述的是故事的主角，被错划的地主婆，那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善良，贤惠，理性，聪慧，同时还像天使一般美丽的陈素芬，是怎样带着不满十岁的儿子，饥寒交迫，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的。假如不是聪明的陈素芬想起了她曾有恩的麻风病患者丁万金；假如不是丁万金一家的善良和慷慨，陈素芬和儿子早就被活活饿死，她们娘俩，甚至连走出坝外去讨饭的权利都被剥夺（《玫瑰坝》第638页至714页）。

而到了最后，历史的车轮终于转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恐怖得无以复加的公元一九六七年。



地主婆陈素芬，连带着她和大地主王秉文所生的十五岁的儿子王守礼，她腹中孕育了四个月的，和黑帮冯东明的另一个尚未出世的狗崽子，和一大群地富的配偶和子女一起，被捆在村外路边的一排刺槐树上，听凭“革命小将们”将一个个炸药包，捆绑在她们的胸前。



“陈素芬胸前的导火线冒着烟，发着嗞嗞的声响。她惊恐地盯着那条像蛇一样跳动着的导火线，她的汗水像泉水一样涌了出来。



轰！陈素芬胸前的炸药包爆炸了，打断了她的呼喊。



轰！轰！别的炸药包也爆炸了（《玫瑰坝》第916页）。”



至此，这个被划入贱民阶层的整个群体，在玫瑰坝那片美丽的山水之间，被彻底灭绝，化作了一缕缕青烟。



而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那些有幸残存的贱民阶层的子孙后代呢？他们又是怎样悲惨地苟活着的呢？



在此，请允许我最后一次，做一点题外的补充。



二十多年前，我结束了在K大六年的学习生活，搬回B市和丈夫团聚。



有一天，丈夫回家对我说，B大来了个新同学，L君，人极好，平易温顺，对人一脸笑……。丈夫说了半天，我没吱声。丈夫奇怪了，说，L君跟我说了，他可是你的同学呀！不错，此人确实是我的同学。不过，我得承认，我对L君，远没有丈夫那般好感。那L君，确实像丈夫说的，对谁都好，但好得似乎有点夸张，有点过分。私底下，我其实也很纳闷，询问自己为什么竟不那么喜欢这个事实上对谁都很好的L君。想了想，我终于找到了答案。问题出在L君的笑容上。他的脸上，老挂着一种，怎么说呢，赤裸裸的谄媚性的笑容。有些时候，谄媚性的笑容，确实很有必要。比如，你正在积极要求进步，努力争取入党，而党支部书记碰巧又正站在你面前。但那L君却不是这样。他的谄媚性的笑容，好像并没有任何针对性，而是一视同仁地被展示给他的整个外部世界。



后来不久，中秋和国庆到了。丈夫从学校的外办，申请到了一大笔钱，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中秋晚会，中国学生和德国教授们都皆大欢喜。中秋过后的一天，我到B大食堂吃饭。我并不是B大毕业的，和那里的中国学生并不太熟。我便有意坐在离着中国角稍远的一张桌边。



没想到那L君端着盘子，跟在我后面，坐到了我的对面。



我正想着该和L君聊点什么，L君自己开口了。



L君说，中秋前，丈夫动员所有的中国学生，每人都出一个节目，他也在场。L君万分抱歉地对丈夫说，自己从小就没有文艺细胞，什么也不会。没想到丈夫竟对L君开起了玩笑。丈夫没心没肺地说，你就别客气了，来一段相声吧！我们家汪晶晶，提起你就赞不绝口，说你脸上，常年都挂着谦虚谨慎，和蔼可亲，动人心弦，但却假惺惺的微笑……。



站在一边的同学，一阵哄笑。



啊！这一下可糟了！我一面暗暗叫苦，一面立即着手，构思我的道歉。



L君却做了一个手势，让我听他先讲。L君并不善言辞，讲得也不连贯，还混着方言。但我还是很快就听明白了他的故事。



L君来自G省的黄河岸边，本是道道地地农村长大的孩子。村里大多是盐碱地，日子过得很苦。



下面基本上是L君的原话。



“我爷爷是地主，土改时被镇压。我爹本来在县城上学，那年不巧正好满十六，被押回村里，也划为地主。公社办食堂那年，我娘生我，土改过了都有七，八年了。但没用，我还是小地主。我们村方圆百十里地唯一的一所小学还是我爷爷办的。我爹六岁，我爷爷就送他上学。我爷爷说，村里太穷，日子没法过。只能让孩子读点书，走出去，奔别的活路。我爹在县城上过高一，是村里文化最高的。我六岁起我爹就要我学着大人的样，帮支书家干活。推磨，跳水，种菜，喂猪，反正见什么活，干什么活。下工一回家，我爹就教我认字。爹怕我惹事，很小就教我对人笑。煤油灯光线不好，我打小眼就坏了，看不清对面来的是谁。我爹就教我，一抬头就先对人一脸笑，不管来的是谁。这一招挺管用的，我为此少挨了不少打。恢复高考，我爹送了一头猪，才让我报上名。一村的人都不敢信，我竟能出去上大学。毕业时，我们专业只有唯一一名出国研究生。我爹说，只有一名你也考，说什么也不能再回来。其实，离开了咱们村，走出了咱们县，没人知道我是个小地主。犯不着再像小时候那样假笑了。但是我……，我已经改不了了。我刚一抬眼看人，脸就跟着笑开了……。”



我呆呆地看着L君，已经想好的那些道歉的话语，被我忘得干干净净（6）。



好了，说完这段题外的话，让我们一起，最后一次，重新回到《玫瑰坝》吧！



《玫瑰坝》这个史诗般的故事，是以下面这段发人深省的话语结束的：



“十二年后，中共中央发布了一份文件，给所有的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摘掉了他们阶级敌人的帽子，给他们的子女改变了阶级成分。从此以后，这类人便成了人民的一个部分，他们的生命和财产也就受到了党和国家的保护（《玫瑰坝》第919页）。”



这堪称是作者画龙点睛的神来之笔。



只不过，告诉“地主”和“富农”的那些劫后余生的后代子孙们，他们从此将属于“人民”，因而“生命和财产”将能受到“党和国家的保护”，他们还会信吗？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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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1) 就笔者孤陋寡闻的阅读经历，在直面土地改革运动，直面地主富农这个特殊的贱民阶层，直面暴力介入并摧毁契约观念之后遗留的巨大的社会问题，等等方面，能和《玫瑰坝》一书相比的，只有张炜的《古船》。《古船》出版于1984年。早在1986年该书的作品研讨会上，就有政治嗅觉极灵敏的帮闲文人当面质问过作者，是不是企图否认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要知道，那可是今天体制内的知识精英们无比怀念的“胡耀邦时代”呀！如今，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岁月已经流逝。和《古船》同时问世的大部分所谓“文学作品”，早已被历史的长河无情吞噬。而《古船》却一版再版，无语地建构着当代中国文学中，凤毛麟角般的经典。只不过，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笼罩下的社会环境因素，《古船》的手法隐晦而扭曲。《玫瑰坝》则直白，易懂得多。

(2) 参阅杨奎松《新中国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农问题》。

(3) 玫瑰坝方言“之”，大体等同于规范汉语中的“这”。

(4) 参阅吴毅，吴帆《传统的翻转与再翻转—新区土改中农民土地心态的建构与历史逻辑的研究》。I'm a paragraph. Click here to add your own text and edit me. I’m a great place for you to tell a story and let your users know a little more about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