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玫瑰坝——谢宝瑜长篇小说《玫瑰坝》读后

 

亦虹

2012年02月07日 


《玫瑰坝》是加拿大华裔作家谢宝瑜的长篇小说，由加拿大绿野出版社出版。



玫瑰坝是中国西南边陲一个由河流冲积而成的山间盆地，夹在东山和西山之间，北面峡谷横阻，南面有一条通往外界的山路。 以林王两大姓为主的几百户人家住在坝子上的五六个小山村里，男主外女主内，民风颇为淳 朴。 二十世纪初，一个玫瑰色的梦想从西方传到东方，小说里漂亮的年青干部范淑君，在学生时代就被这个梦想完全吸引住了：“那是多么美好的社会啊！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贫困，没有饥饿，没有苦难，没有战争”。 对于一无所有的城市贫民和乡村雇农，对于追求社会公正的知识分子，对于富有同情心的富家子弟，共产主义这一抹玫瑰色，是相当有吸引力的。 小说的男主人公，温文尔雅的冯东明，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 这些寻梦者为社会公平的理想所激励，被野心勃勃的政客所利用，渐渐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觑的河流，我们权且称它玫瑰河。 这条玫瑰河，籍抗日之水和苏联之助得以壮大，因战后政府执政不力得到失望民众的支持，最终澎湃汹涌，以千百万中国农家子弟（国共士兵皆为中国农家子弟）和城市市民（譬如围城中的长春市民）的生命为代价，在四十年代末冲决了由当时的国家军队筑成的堤坝，肆意泛滥。 五十年代初，诺大个中国大陆，不再有一块土地可以躲避玫瑰河水掀起的狂涛巨浪，哪怕这个世外桃源一样的玫瑰坝。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为这股潮流所裹挟。 男主人公冯东明的舅舅冯子虚，就是一个面对这股潮流的清醒者。 冯子虚这个人物在小说里是虚写，可是，如同赠送给冯东明的那支刻着奔马的钢笔一样，他的存在贯穿始终。 这个人物使我想起胡适。 还在一九四一年，胡适在密歇根大学演讲时就提到，极权主义的所有特点，在共产主义国家都能找到。 冯子虚跟胡适不同的是，他是个名画家，从未参与政治。 不过，在一九四九年国民党退守台湾之际，去与留，对于他这样的名人，是一个必须做出的决定。 显然，不做决定也是一个决定。 抱着观望的态度留下的人，除了极少数幸运者，绝大多数后来再也无法离开大陆。 有些人觉得自己与政治无涉，共产党奈我如何，没有想到在共产党当政之后，“一个人不但没有言论的自由，而且也没有沉默的自由”。 胡适选择了去，胡适的儿子胡思杜选择了留——胡思 杜的选择是致命的：尽管他上交了胡适留下的财物，撰文批判胡适以与其划清界线，却仍然被视为异类。 一九五七年，胡思杜被打成了“右派”，同年九月自杀。



小说里写到冯东明对这个从不过问政治的舅舅的不解——他去了台湾。 其实，冯子虚只是不参与政治，并不是不过问政治。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不过问政治是可以的；可是到了历史的紧要关头，他就不得不考量每一股政治力量，不得不为自己的后半生做一个性命攸关的选择。 冯子虚想必意识到，在共产党统治下不会有精神上的自由。 否则，他就不会定意告别故园，前往当时风雨飘摇的台湾，更不会在去往台湾之前，给自己钟爱的外甥汇去留美的费用。 回顾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遭遇，我们不得不佩服冯子虚的清醒和果断。

冯东明被这个疼爱自己的舅舅的连累了。 冯子虚不但去了台湾，后来还担任了伪职。 我们当然可以争论：美术馆副馆长算什么伪职？ 难道美术馆馆长不应该由艺术家担任么？ 但在当时，提出异议，无异于自投罗网。 可惜，冯东明连藏在内心的异议都没有。 他知道舅舅是个好人，可是，面对共产党员谭伟民那似笑非笑的目光，他为自己有一个“反动”舅舅感到羞愧。 以冯东明的工作能力及革命资历，如果不是因为有冯子虚这样一个舅舅，即使出身于富裕家庭，他也可能作为被改造好的子女入党。 那样一来，他不是与范淑君就是与王春花结婚，然后就会迷失在党的森林里，逐渐变成一根没有灵魂的枯木。

冯东明没有被党接受。 他被党推向了他真正所爱的女人。 从恋爱顺序上看，范淑君是冯东明的初恋，可是从冯东明心灵的底片上看，陈素芬始终都是冯东明最爱的人。 素芬和东明青梅竹马，小时候一起拜过无数次天地。 他们十四岁不得已分开，重逢时两个人虽然都没有认出对方，可他们“痴痴地对看，眼神都有些异样”。 冯东明与素芬重逢的时候，范淑君已经爱上了冯东明，冯东明却还没有报之以同样的情感。 冯东明是个十分敏感的人。 第一次在坝上见到陈素芬后，陈素芬的影子就“老是在他脑海里晃动，搞得他心神不宁”，可是当他为陈素芬说话使得范淑君“眼睛里喷出怒火” ，他便“自知理亏，赶紧低下头去”。 正如面对谭伟民的目光他为自己有一个“反动舅舅”感到羞愧一样，他为自己被美貌的“地主婆陈素芬”迷住而痛骂自己。



小说中写道：



范淑君突然叫了一声冯东明过去的名字，问：「邹耀祖，你的钢笔呢？」冯东明不明白范
淑君为什么要叫他的旧名，愣了一下，才从自己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枝钢笔，说：「你想用？」
​

「不是那枝。」范淑君摇着头说。
​

冯东明一边把钢笔插回去，一边茫然地说：「哪一枝呀？你知道，我就这么一枝钢笔。」
​

范淑君撇了撇嘴，轻蔑地说：「你送给别人的那一枝。」
​

冯东明笑着说：「第一，我没有送钢笔给谁。第二 ，我要是送了，又怎么能够拿出来给你看呢？」​

范淑君发火了。 她恨恨地说：「哼，还想狡辩！」她把一枝钢笔塞进冯东明的手里，讥讽地说：「送东西也不拣个时间！」​

冯东明接过来一看：这是一枝黑色的旧式钢笔，上面刻着一匹奔腾着的骏马，还刻着「邹耀祖」三个字。 他的心猛地往下一沉，脸色也变了。​

这段对话既没有提到陈素芬，也没有提到冯子虚，可是那支刻着骏马的钢笔正是冯子虚赠给东明，又由东明转赠素芬的。 冯东明的心猛地往下一沉，一方面是由于他因此知道了素芬的身份，另一方面冯子虚邹耀祖陈素芬这三个名字都令他心惊。 冯子虚给冯东明带来的，是不被组织信任的屈辱；而邹耀祖，正是冯东明急于抛弃的与自己家庭出身相联的过去。 承认自己对于冯子虚的亲情和对于陈素芬的爱情，对于年仅二十岁，怀抱共产主义理想，追求进步的冯东明，要付出的代价是太大了。 他下意识地逃到范淑君那里去——他们有一个共同献身的伟大事业，可以是志同道合的恋人。

陈素芬是另一个面对共产主义潮流的清醒者。 当长她三十岁，儒雅和善的地主丈夫王秉文还在对共产党抱有幻想的时候，陈素芬却意识到，在土地被剥夺的同时，潘多拉的盒子将被打开。



小说中写道：



郝勇等人不等通报就闯进了王秉文的家里，没有给他交出地契的机会，甚至没有给他说一句话的机会。 在去王家祠堂的路上，他几次想说自己情愿交出地契。 可是，郝勇总是恶狠狠地打断他的话，命令他不许出声。​

最初，他感到有些困惑，不知道自己面临的是个什么样的命运。 后来，他想起了陈素芬对绿林好汉的评论，立即明白，这将是他活在世界上的最后的一天了。 他想，正像陈素芬所指出的那样，此时，很多人梦想已久的机会已经到来。 他相信，就在这一天，那些共产党绿林好汉们肯定要玩那一套『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把戏。 他们在杀他之前，还会送给他一个恶霸地主的恶名，以显得更加理直气壮。 王秉文感慨万千地想：「我真是白白啦啦地活了几十年，白白啦啦地读了那楷家多的书。之个在素芬看来是非常简单的道理，我却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才可以领悟得到。」​

素芬是一个冰雪聪明的女子。 在共产党来到玫瑰坝之前与王秉文的对话中，她对绿林好汉的评说切中要害，颠覆了中国人对于绿林好汉的传统看法。 共产主义理想像一个大大的肥皂泡，被她一点就破。 共产党夺取了地主的田地，分给了农民，然后通过互助组，合作化，人民公社，不到十年，就把所有的土地掌握在自己手里。 “他们要大秤分金银，大碗饮酒，大块吃肉”，不这样怎么办得到呢？ 财产私有，原是天经地义。 为了维持一个违反人类天性的制度，政府必须拥有绝对权力。 中国社会民主自由法制的缺失，特权与腐败的产生，道德观念的沦丧，无一不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私有财产被非法侵占有关。



素芬不喜欢这样的制度。 她劝王秉文逃到缅甸去。 王秉文的长子二战时驻军缅甸，后来成家留在那里。 可是王秉文对共产党抱有幻想，他没有认真考虑素芬的建议。 王秉文死了。 冯东明帮助素芬找到了她的哥哥，已是阑县县长的陈进。 无论哥哥如何劝说，素芬执意不加入那个杀死了王秉文的队伍。



素芬说： 「我不喜欢你们的那个共产党。你们共产党来到玫瑰坝就乱捆乱杀。你们已经打下了天下，就应该有个坐天下的样子。俗话说，『人命关天。』以前杀一个人，要过几次堂，要给人家一个喊冤的机会，要把文书送进京城，由皇帝亲自批准，还要等到秋后才问斩。你们共产党呢？连堂都不过，上午把人抓出去，下午就把他杀了……不管共产党是什么，反正我很怕它。郝组长和范干部平时说话和气，乐于助人，尊老爱幼，不偷不抢。总之，他们看上去就像任何世界上最好的人一样。可是，在转眼之间，他们就可以变得杀气腾腾，就可以做出穷凶极恶的事情来。二哥也变得同他们一样了。他平时还是像过去那样温文尔雅。可是，几分钟之内，他摇身一变，就变得凶神恶煞的了。他杀了人之后，还来找我要『子弹费』。你说吓人不吓人？他们就像是患有羊角风的人。平时好好的，可是在突然之间就会抽起风来，抽过之后又像没事儿的人一样。」​

此言不虚。 共产党的确常常抽风犯病。 肃反反右大跃进是大发作，另外伴有多次间歇性小发作。 不过，这些发作有其功用。 只有通过发疯一样的运动，社会的紧张气氛才能制造出来，对民众的威慑力才够强大，极权集团也才能够统治下去。



冯东明和陈素芬的恋爱过程曲折复杂，美丽动人。 十几年之后，有情人终成眷属，东明和素芬有了自己的家，而且将有自己的孩子。 不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冯东明遭到红卫兵的批判殴打。 素芬被巨大的恐惧压倒了，她觉得十七年前的悲剧就要重演。 这时，她建议冯东明逃离玫瑰坝。

小说中写道：



冯东明掏出手帕，为妻子擦着眼泪，回答说：「上次我就给你说过了嘛。军营里不能住老百姓。我怎么能往守成那里躲呢？」​

「现在军人吃香。守成是连长，受人尊重。他可以在军营的附近找户人家，让你躲起来。」陈素芬说。
​

冯东明摇了摇头，苦笑着问：「那我吃什么呢？大家的粮食都是有定量的。我吃了别人的定量，别人就要饿肚子。」
………
​

陈素芬沉默了好一阵，决断地说：「我们一起逃吧。逃到缅甸去。逃出这个整人害人的火坑！」​

冯东明的脸色变得惨白。 他声音颤抖地说：「那可是叛党叛国呀！」​

「那个党，那个国，有什么好？」陈素芬说。 「今天叫一伙人来整这个；明天叫另一伙人来整那个。这种整人害人的党和国，有什么不能叛呢？」​

「胡说！」冯东明从震惊中恢复了过来，严厉地呵斥道。 「你怎么能够说出这种话来呢？你不是共产党员，可以不爱我们的党。可是，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必须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背叛祖国，当汉奸，那是十恶不赦的罪行！你要再有这种罪恶的想法，我就……我就……」他费了很大的劲，却找不到适当的词来说完这句话。​

冯东明接受了统治者的逻辑。 他从来都没有像素芬那样清醒过。 不过，与五零年不同的是，即使他们试图逃离，成功的可能性其实也很小；一旦被抓到，他们就会被判处死刑。

我想起了王友琴博士的一篇文章。 上网找到王友琴博士建立的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我从受难者名录里点击了娄瘦萍的名字：



“娄瘦萍， 1904年生，男，1938毕业于湖南长沙湘雅医学院，外科医生，解剖学教授，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文革中被“揪出来”成为“牛鬼蛇神”。1967年，他的女儿娄玉方随他妻子的哥哥、医生韩国远一起离开出走，被抓获，定为“叛国投敌”的“现行反革命”。娄的女儿被判刑10年，妻舅韩国远被判死刑。娄瘦萍本人被指控为同谋，在1968年被逮捕，1970年被判刑15年。他被关在湖南津市的劳改营里。缺乏营养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 1974年1月，娄瘦萍死在劳改营中，时年70岁。”​

王友琴博士写道：



仅仅因为试图逃离文革逃离中国，就被判处死刑！ 文革中有一批人因此罪名被枪杀，比如，“网上文革纪念园”中的顾文选。 把试图逃离的人判处死刑，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残忍的死刑标准。 在奴隶制度下，逃亡也不至于被杀害，奴隶主需要奴隶作为劳动力，中国的文革领导人控制了八亿人口，不在乎这些人口的死活，他们要的是无边的威慑力、无上权威的巩固，顺着他们的思路，则容易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作。 对试图逃离中国的人施加死刑，对他们的“革命”非常有利。 当时，举国上下，残忍的迫害到处进行，不但手段残酷，而且打击的对象也越来越多，在迫害面前，如果不能忍受，人们只有两种选择：反抗或者逃亡。​

然而，当时 有严格的户口制度、各个单位和居民区的严格的监视系统，加上粮票发放方面的控制、每家住房的狭小、残酷的株连制度，这些使得人们很难帮助别人躲藏。 因此，躲在国内的某个地方以逃避殴打和虐待，几乎是不可能的，要想逃离文革的迫害，唯一的出路是逃离中国。​

试想一下，如果人们可以自由出入国境，文革根本不可能进行。 对文革领导人来说，封锁国境，不准任何人离开，是保护文革得以进行的必要手段。 他们的设计相当清楚：铸造一个铁笼子，在这铁笼子里他们可以肆意虐待迫害人们。 在一个开放的国度里，不可能实行文革的残酷迫害。 正因为这样，对中国和外部世界的隔绝，对任何试图逃离中国的人的惩罚，在文革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残酷程度。​

素芬没有逃走。 她被十五六岁的红卫兵捆绑起来挂牌批判，然后强制劳动。 在苏要武的领导下，阑县红卫兵玫瑰坝支队和多壮志分队决定杀死玫瑰坝全部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和他们的孩子。 陈素芬的预感应验了，十七年前的悲剧重演了。 只是，这一次被残害的，不是她的丈夫，是她自己，她的儿子，还有她腹中四个月的胎儿。



“陈素芬被捆在村外路边的一排刺槐树上。清晨的微光中，陈素芬见苏要武正在将一个炸药包往她的胸前绑，意识到这些无产阶级的革命小将正打算用炸药来炸死她，就含泪哀求道：「小妹妹……」​

“「谁是你的小妹妹？」苏要武呵斥道。 ………​

陈素芬胸前的导火线冒着烟，发着嗤嗤的声响。 她惊恐地盯着那条像蛇一样地跳动着的导火线，她的汗水像泉水一样地涌了出来。 她终于忍不住了，声音凄厉地尖叫了一声：「东明……」

陈素芬死了。



在一棵刺槐树下，冯东明抱着陈素芬的尸体，正凄厉地尖声嚎叫着，声音像一只正在挨打的狗发出来的一样。 魏锦雯费了很大的力气，这才听清楚他反复嚎叫的是：「素芬，我们一起逃吧！逃到缅甸去！逃出这个整人害人的火坑！」​

………​



罗兰音走上前去，轻轻地拍着冯东明的背，说：「老冯，别叫了。老冯，快别叫了。」​

冯东明慢慢地转过身来。 他半张着被鲜血染红的双臂，两眼直勾勾地看着罗兰音，仍然继续嚎叫着：「素芬，我们一起逃吧。逃到缅甸去。逃出这个整人害人的火坑。」​

罗兰音发火了。 她双眼一瞪，厉声喝道：「你给我住口！不准再这么说了！」​

冯东明不再嚎叫了。 他两眼直勾勾地看着远处，喃喃地低声重复道：「素芬，我们一起逃吧。逃到缅甸去。逃出这个整人害人的火坑。」​

我读不下去了。 巨大的悲哀压倒了我：太晚了，东明醒悟得太晚了。 素芬的生命，爱情，还有她的孩子，都埋葬在了这片玫瑰河水肆虐的地方。 至于东明，希望他逃走，逃离玫瑰坝，逃出这个残酷恐怖的牢笼。 只是，恐怕他再也没有逃离的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