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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你分成一片片,片片都是真善美——难忘我亲爱的学平

汪晶晶

那是2018年的9月,早上刚一上班,我就觉得胸闷气短。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挂历,可不是,又到了这个可诅咒的日子,9.11。十七年前,那片原本和平,安详的土地上,那数千名瞬间消逝的无辜亡灵,个个都在提醒着苟活在人世间的我们,不要忘却!

 

我叹着气,忙着大大小小的俗事,一直到下午,才得空看了一眼大学同学的微信群。没想到国内的亲们也都在悼念,小小的微信群中,处处都是祈祷,红烛和玫瑰。

 

但仔细看了一眼之后,我刚刚涌起的感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无以言表的……震惊!

亲们悼念的……,不是9.11 !而竟是……学平!

2018年9月10日,学平……竟然走了!学平!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如果有一天,有人突然通知说,汪晶晶……死了。全天下的人,恨我的,爱我的,都用不着吃惊。作为严重的支气管哮喘病患者,我在还没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我自己有可能随时死亡。医学圈子里的病例先不说,只说大家都知道的。我的同龄人,说是歌仙,说是歌圣都不过分的邓丽君,在泰国清迈那样西医高度发达的地方,竟会因为哮喘病的发作,在短短十分钟内……便辞世了。

这十多年来,我不知道是该欣慰,还是该遗憾,在断魂桥边徘徊了半个多世纪的我,一直到今天还在人世间四下晃悠。而一大群我的亲朋好友,却在我完完全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地猝然离去。

而现在,这其中,竟包括了我亲爱的学平!

我和学平,在珞珈山上是同寝室的室友。在我们那个庞大的班集体中,我和学平所在的那个寝室,毫不夸张地说,是最最和睦的。离开珞珈的那将近三十七个年头中,我们同寝室的八位同窗,个个都在,一个也没丢!

我们那八个人,我老大,小宪老二,晓丽老三,剩下飘扬,羊子和阿蕾分列老四,老五和老六。晓玲子最小,老八,学平则是老七。

如果我说,我们那个寝室美女如云,而学平则是美中之仙,亲们不会背地里笑话我是王婆卖瓜吧!

且不说,学平的身高是一米七二!

我和学平的那两张床,当年正好隔桌相望。她在上铺,我在下铺。只要睁开眼,抬起头,越过桌子,我便能遇到学平安安静静,清澈似水的目光。

我不是一个善于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人。不管是小学同学,大学同学,还是在社会底层飘荡的那七年漫长岁月中的同事,朋友,师兄,师弟,师姐,师妹,我从不敢随随便便地说,自己和谁,最要好。因为我最,别人不一定最呀!

我和学平,说到底,也是这样!

虽然和学平同居一室,虽然天天都沐浴着她温暖的目光,但因为她的安静和我对安静的尊重,我们交谈并不多。回想起来,我俩竟慢慢熟悉起来,完全是在路上。

我俩都住在汉口,而且都住在同一条解放大道上。那让我们无论如何也能不时地唤起点“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的感觉。星期六的下午,我们如果会偶然相遇,那一定是在十二路公共汽车的起点站上。我们一起坐到大东门,然后一起在那里转乘十路,再一起坐到航空路。

到了航空路,我就到家了。学平却还要换乘一路,去海军工程学院。

我家就在十路终点站的对过,每次我都让学平到我家坐坐再走,但学平却一次也没去过。学平的家,印象中,我也只去过一次。学平是部队的孩子,她爸爸是海军工程学院的老师。我去学平家那次,是因为一件万分万分悲伤的往事。学平的那个和她同样美丽的妈妈,不幸因病英年早逝,好像刚刚才五十。我是和几个老师和同学一起去看望学平的,学平哭了好几天,美丽的大眼睛哭得又红又肿。

毕业前夕,我最后一次和学平打交道,是我们都写完了论文,要交的时候。我用一张白纸,画了一个花花绿绿的框,写上论文的标题,自己的名字和指导老师的名字,最下面加上1981年某月某日。老师并没有要求这样做,别的同学也没有做正式的封面。但学平看见我做的封面,很是喜欢,我就也帮她做了一个。

我俩高高兴兴地交了论文,我们的大学时代,实际上也就结束了。

1982年 1月,我们班几乎有三分之一的同学被分配到北京去工作。那是一个几乎谈得上浩浩荡荡的队伍。我虽然自己不久之后也将离开武汉,但还是在同学们离汉赴京的那个悲伤的时刻,准时正点地到武昌火车站去送别。

家在武汉却被分到北京去的同学,几乎没人愿意去。但凡有一点点希望能留在武汉,大家都会尽最大的努力紧紧拽住。除我之外,没人知道,其实学平是有可能不走的,如果那个诗意般地爱着她的人能勇敢一点,再勇敢一点…… 但我没敢问学平,原因太简单了!我比学平年长四岁,却天马行空般地呆着。我若问她,她当然会逻辑地反问我。但我却永远不会忘记爱她的人曾写下的,那简单到极致,却美得让人心灵颤栗的句子:

“把你分成一片片,片片都是真善美”!

到了去武昌车站的那一天,当然一切都晚了。而且我四下张望,甚至根本没有见到学平。

我就那样惆怅地和学平分手了,连一句道别珍重的话语都没来得及说。我唯一知道的是,学平未来的工作单位名叫北京国际关系学院。

到德国之后,在我德国导师的麾下,有三名中国学生。分别是北大的W君,武大的G君,和我。因为有三名中国学生,导师当然很想正式地访问一次中国。W君问了问北大,北大没有访问名额。我问了问武大,武大也没有访问名额。让我十分惭愧的是,同样毕业于武大的G君,却手眼通天地为导师弄到一份武大官方正式的邀请函。于是,1985年暑假,我的导师访问了我的母校,武汉大学。

我们三人正好都做完硕士,都可以享受一次公费回国的探亲。虽然G君主邀主陪,但我和W君还是多多少少地要为导师做一点陪同的好人好事。

陪同导师的那几天,我见到阿蕾。阿蕾那时硕士毕业,已经留校任教了。因为常常出外讲学,开会,阿蕾知道我们全寝室美女们的现状。小宪和阿蕾,上大学之前就名花有主。我刚刚离开武汉,还在上海同济大学学德语,小宪就已经迅雷不及掩耳地生了个儿子。阿蕾没来得及要孩子,是因为读研和留校。而我们其他的室友,北京的羊子,南京的晓丽,也各自生下了她们可爱的女儿。

而最让我吃惊的却是,分手不过短短三年,连学平都结了婚,甚至还生了一个漂亮的儿子!而我却一直以为,学平是很难找到合适的夫君的。她那么安静,那么腼腆,那么美丽。特别是她一米七二的身高,哪一个男孩子……对她不望之生畏而自愧不如呀!

想到连安安静静的学平,现在都有了儿子,我这个老姐姐当然只能为自己的落后万分惭愧。我坚定不移地对自己说,公元1986年,我最中心的战略任务将是,努力地把自己嫁出去!

我慌慌张张地完成了这个比读书麻烦得多的任务。直到很多年之后,我才发现,慌不择路是绝对不可取的。我犯了一个巨大的,无可挽回的,历史性的错误!

那之后的岁月,过得快极了。我有整整一十五年,没见过任何一位大学同学。

一直到2000年冬天那次回武汉,我才算打通了我们班原来级别最高的党支部书记家中的电话。刚说几句话,前书记便唏嘘地告诉我,老王已经去世了好几年……。

我只觉得耳边响起了一声惊雷,老半天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我的同学……居然已经开始“去世”了!而且带头的……竟是我最要好最敬重的渡江学姊!

这可真让我……情何以堪呀!

那之后,我觉得真的有必要寻找一下我的大学同学。我制定的第一个目标是,先找到高青!

我和高青,既不同寝室,也不同小组,但我们却非常要好。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高青和全世界人民都要好,没人竟和她不要好!找到高青,就意味着找到了组织,也就找到了整个革命队伍!

我专门去了一趟湖北省图书馆。省馆的人万分和蔼地告诉我,高青走了,而且早就走了,去了美国。

万分惆怅地回到德国之后,我想起,我其实认识高青的妈妈。高青妈妈住的地方,离着我一个要好的朋友工作的地方并不远。我于是立即着手联系这位朋友,让她帮我去找一趟高青妈妈,问问高青的电话。

朋友很怀疑高妈妈会真的给她电话。朋友说,国内遍地都是骗子,谁敢随随便便就给你电话!

我于是嘱咐朋友,一定要温柔,要真诚。

朋友小心翼翼地询问高妈妈,能不能抽空问一下高青,同不同意把电话号码给一个名叫汪晶晶的大学同学。朋友没想到,高妈妈是个万分单纯,完全没有心计的人。朋友刚说汪晶晶和高青一向非常要好,高妈妈就已经掏出小本,让朋友抄下了高青家的电话。

收到朋友传来的高青的电话,我又惊又喜,迫不及待地拨通了电话。我完全忘记了时差,忘了我拨通电话的时候,正是美国波士顿的子夜时分!哈!

找到了高青,几乎同时,我也就找到了学平。

在拨通学平家电话的那个瞬间,我们既高兴,又激动,拿着话筒,一时竟不知该从何说起。学平在寝室中除了晓玲子外,是最小的。但她在家却是老大,下面有妹妹和弟弟。这使得学平永远都是一个有着大姐姐风度的人。她懂事,忍让,时时事事都为别人着想。就是在最激动的时候也一样。我们刚刚前言不搭后语地聊了一会儿天,学平就说,别打太长,德国打到中国一定很贵,挂了吧!我们以后可以写信!

我答应学平,只要过北京,只要有闲暇,我一定去看她。

也就在那同一年,2001年,我真的正好要路过北京。

那时我们公司在国内有一家合资厂,厂长到机场接了我,然后准备一起去保定。我慌慌张张地先去雅宝路看了看我二姐。在二姐家,我又慌慌张张地给学平挂了个电话,想看她是不是正好在家。那天是个星期天,学平在家。我央求厂长带我先去学平家,看看学平,再去保定。我保证最多只耽搁十分钟,厂长同意了。

我一向没有方向感,北京又巨大得无边无际。现在回想,学平向厂长解释的似乎是,她家离着月坛公园不远。总之,厂长很顺利地把我送到学平家。厂长在车里等我,并警告我,如果十分钟不下来,他将上去叫我。

学平打开门,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

随后,学平说,你从国外回来,别笑话我,我带你看我最豪华的一间房。那间房真的很漂亮,我几乎立即就同意了学平使用的豪华那两个字。学平却老老实实地告诉我,她只装修了这一间,别的房,没有装修,也就不让我看了。

我刚坐下,学平递给我一杯茶。那只杯子,却是白色搪瓷的。我接过来一看,那是我们五十六位同窗,人人都有的毕业纪念杯!茶还没喝,那杯子就让我心中充满了暖意。

我俩彼此通报了一下相互的情况,学平说,在刚分去的那所国际关系学院,她只工作了不长的时间。那地方太偏僻,每个星期要坐学院的公车才能来天安门广场。后来,学平调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图书馆,就在北京的城中心。这让我万分高兴。我告诉学平,我二姐二姐夫都是学医的,都在北京。而且我二姐夫就在医科院下属的一个所工作。学平说,只要我二姐二姐夫有任何文献方面的需要,可以随时找她。

我没见到学平的夫君和儿子。学平说,他们晚上都会回来。学平提议等一下我们一起去买菜,回来再一起做饭。我说只能等下次了!这次只能先来看看你。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才注意到,学平脸色很不好,甚至有些浮肿。我问了问,学平果然大病了一场,病得很重,做了一次堪称巨大的手术。学平站起来,让我看她的躯干。我什么也没看出来,只是感觉到,她的躯干,似乎是被什么东西固定着的一样。我问学平有什么事需要我在德国替她办。学平说,你是医生的孩子,你知道,我工作的医学科学院下属的北京协和,是中国最好的医院。要是有病在这里还治不好,那就没处可治了。

我和学平就这样没头没脑地聊着天。厂长很仁慈,在车里等了我半个多小时,才上来敲门。我亲了亲学平,就和她告辞了。

从那时起,我和学平的联系虽不多,但从来没有断过。

两年之后的2003年,正是“非典”肆虐之时。整个北京机场竟空无一人,我却回国了一次。那次回国,我参加了一次北京同学的聚会。是学平让我去了,那是我毕业二十多年后参加的第一次同学聚会。

现在回想,那一次见学平,我非常欣慰。学平的整个状态,比我两年前见到的好很多。学平自己也说,她基本上可以说,缓过来了。

两年前见学平,无论我怎么解释,学平都反复认为我一定很会保养皮肤,并坚持让我告诉她,平时该怎么护肤?甚至想拿笔记下来。所以2003年那一次回去,我专门给学平带了一瓶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含胶原蛋白的护肤霜。学平送了我一只万分美丽的绣花包。

那之后的若干年中,我本来还可以见到学平几次,却都阴错阳差地都没见到。其中有一次,我甚至已经和学平约好,在王府井一个我能找得到的地方见面,却发现那正是她儿子高考前最紧张的时刻。思前想后,我用蓄芳向来年一类的话语安慰自己,主动放弃了那次见面。

就这样,一晃,到了2014年。

头一年,好友宝瑜,在他的绿野出版社帮我把我的四本《松园旧事》出版了。我打电话问学平,想不想看。学平说,当然想看,早就想看。那之前,79级的学弟设计了一个名叫7902的网站,我曾在7902上连载过《松园旧事》。学平没有时间去看7902,但她却盲目地坚信,凡是我写的,一定好看!

为书的事,学平开始启发我。

学平说,你又不是作家,又不指望书这东西能帮你赚钱。再说你又有钱,你何必不多印几本,送给图书馆,再送给所有你认识的人,让大家都看。

我想了想,觉得学平说得有道理。书这东西,既是写出来了,不就是让大家看的吗?

我说,等退休,我有空了,回国住一段,专门想法送我的书。

学平问我,你什么时候退休?我说,大概2019年吧。

学平笑了,说那太晚。现在你就印出来吧,我帮你送。

哈!太好了!我立即同意了,兴高采烈地谢谢了学平。

现在回想,我真是太糊涂了,我完全忘了学平那可诅咒的病,忘了她那已经十分脆弱的身体!

书是个很重的东西。且不说我的《松园旧事》一套就是四本。帮我印书的,我的生意伙伴,开着车,把我的书,按和学平约好的,送到学平的图书馆。学平在图书馆临时借了一小块地方,堆放我的书。学平刚把书堆好,馆里又觉得那个地方不妥,要换另一个地方。

真是只有天……才晓得,我的那些不幸的,重而又重的书,是怎样折磨我亲爱的学平的!

堆放好了书,事情并没有完。学平又开始帮我送书。国家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清华图书馆,北师大图书馆,等等,等等,所有学平能想起的重要的图书馆,学平挨个帮我送。送完了,学平还要求这些图书馆万里迢迢给我寄捐赠证书。

送完了图书馆,学平又帮我送同学。所有在北京能碰到的同学,所有在海外,回国能途径北京的同学,学平都帮我送到。过了很久,学平又想起,她忘了两个,香港还有新乐,南京还有晓丽。她又专程帮我另寄。

有一次和学平聊天,我说我特别敬重国内一个叫杨继绳的,我的湖北同乡。朋友传给我杨继绳写的《墓碑》,看得我泪光闪闪。我说,别人花了多大精力写呀,我不花钱买,就这么白看!真是对不起他!

学平说,我知道这个杨继绳。他在一个名叫《炎黄春秋》的杂志工作。

随后,学平专门帮我寄了一套《松园旧事》给杨继绳,并解释说,作者汪晶晶,因为白白看了您的《墓碑》,很是过意不去。在此专门送一套她的书,以作补偿。

为了让我放心,学平专门把我的邮件地址给杨继绳,让他直接告诉我一声,书收到了。杨继绳还真发了一份邮件给我,谢谢学平替我寄的书!

那段日子里,我在万分万分感动的同时,其实已经有种预感,我觉得自己……真的是没法回报我亲爱的学平了!每次我谢谢她时说,下次我回北京……。学平就不由分说地打断我,什么时候是你的下次呀?

我的老妈妈去世之后,我这才痛彻心脾地明白,一位知名作家所说的,世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究竟是什么意思!妈妈在,家才在。家在,国才有意义。妈妈不在了,那片土地,与我何干?

我已经唤不起回国的兴趣,我真的不知道,何时将会是我的“下次”?

唯一让我欣慰的是,我虽然犹豫再三,最终还是报名参加了2017年10月为纪念高考恢复四十周年的那一次珞珈返校大聚会。

假如我没有报名,失去了最后一次见学平的机会,我在这剩余的岁月里,将会在多麽巨大的悔恨中挣扎呀!

学平剪的是我们童年时代称为“娃娃头”的那种可爱的发式。那让她依然美丽的脸蛋,似乎显得比十多年前更有朝气。

我大大地放心了,对自己说:学平已经远离病魔,她的身体,一点问题也没有了!

2017年10月11日聚会之后回到德国,我给学平打了个电话,当时当然没有想到,那竟会是我最后一次听到她的声音。

 

学平跟我说的一些,是和她退休,领取退休金有关的事。因为不熟悉国内的具体情况,我并没有太听懂。我暗地里担心的只是,学平,人实在太老实,但凡遇到吃亏的事……她总是在劫难逃的。

 

我跟学平聊的,则是我返程时在北京机场的一次有惊无险的奇遇。

 

我一个人,乘坐的,是南航从北京飞往阿姆斯特丹的班机。过安检的时候,我迷迷糊糊地拿起自己的包和登机卡,却忘了护照。我按照登机卡上标识的地方,找到登机口。时间还很早,飞机要到半夜才起飞。登机口有足够多的空椅子,可以闭目养神。不想休息,我也带着杂志可以看。

没想到我刚刚悠哉游哉了没多大一会儿,登机口突然来了一群身穿海关制服的人,而且直截了当地走到我跟前。

2008年我的老妈妈去世之后,我虽悲伤,却自由了。我订了一个2009-2014的五年计划,在海外的华文网站“华夏文摘”上写文章。为我写的文章,“党和人民”确实警告过我。但2014年之后,我基本改邪归正,不再写了。“党和人民|……应该明察秋毫才对呀!怎么现在才开始不高兴呢?

我一边仔细思考自己可能犯下的新错误,一边笑容可掬地站起身。

没想到海关的官员和蔼可亲,其中为首的问道,你叫汪晶晶?我说是。他继续问,你是德籍华人?我说是。他问,你的护照呢?我说,在包里,您要检查吗?没想到官员们笑了。他们说,难怪你一点不着急。原来你自己根本没发现自己把护照给丢了,哈!

说真的,在那个瞬间,我真的为这一群海关官员的工作效率吃惊。

我问,你们只捡到了我的护照,并没有捡到登机卡。你们怎么会知道我是乘坐这一班飞机呢?官员们说,是啊!你丢的这本护照……可真是折腾了我们半天呀!我们广播寻找你,没人回复。

这简直太抱歉了,我说,我真的没有听到!

最后,官员们说,他们被迫去查全机场已经 check in 的乘客,那是一个庞大的数据库,这才找到我。

我万分诚恳地对官员们说,这事……说到底,你们真的不应该怪我!这笔帐,应该记在恐怖分子头上才对!要是清平世界,朗朗乾坤,没有那些恐怖分子,你们何必要搞什么安检,连防晒霜和洗发膏都不让带。我治哮喘病的药,居然让我当场服一片!既麻烦贵机场工作人员,又麻烦我们……。

哈哈哈!学平在话筒那边朗声大笑,你可真是强词夺理呀!明明是你自己不小心,你还要怪别人……恐怖分子。要是不是在北京,而是在别的什么机场,你这么迷糊……准得误机!

最后,我告诉学平,2017年的圣诞新年,我不在德国,我将在澳门和三亚。我让学平不要给我寄贺年卡,我也不寄给她。学平同意了。

几个月后的中国新年,我给学平打电话,却没有打通。

那之后,我回国了两次。三月到安徽池州,虽路过北京,却有一德国鬼子跟着。四月到浙江宁波,却没有路过北京。

就这样,命中注定……我永远永远地失去了,再见到,甚至再听到学平的机会!愚蠢而粗心的我,就这样把心爱的学平给弄丢了,永远永远地弄丢了,我心爱的学平!

如今,说什么都晚了!我只能怀着深深的愧疚,向着苍穹呼唤:

难忘你,我最亲爱的学平!

我们下次见面,将在来世!来世茫茫的人海中,即使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我也一定要找到你!

你安安静静地等着我吧,我亲爱的学平!

2018年9月11日至13日

写于德国不来梅

作者简介

汪晶晶,女,1953年出生于武汉。当过纺纱厂学徒工,知青,街道病残青年,护士,医生。1982年1月武汉大学学士,同年教育部公派赴联邦德国研究生。1985年和1989年,分获德国科隆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92年至今德国CLW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1983年至今客居德国。另著有170万字的长篇乡土小说《松园旧事》,2013年由加拿大绿野出版社出版,中国主要图书馆均有收藏。

学平年轻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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