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许倬云先生

 

 

打开电脑，就见到许倬云先生于今天凌晨去世的消息，深感突然和悲痛。

 

许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的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在史学界是咤叱风云的人物。我不是学历史的，本来无缘与许先生有什么交集。然而，2012年，我的好友臧小林告诉我，许先生读了我的小说《玫瑰坝》，很喜欢，愿意为拙作的第二版（电子版）作序。许先生是学术界的泰斗级人物，愿意为拙作作序，我自然非常感动，甚至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当然非常欢迎。不过，我当时也很好奇。历史与文学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作为历史学家，许先生会为这本小说写些什么呢？

 

很快，我收到了许先生为拙作《玫瑰坝》而写的〈前言〉。许先生〈前言〉中说：“《玫瑰坝》这本书不是小说，在我看来，它是真实的、为了隐去而给主角们用了假名的实录。”

 

显然，许先生在读拙作的时候，不仅是在读小说，也是在读历史。把小说当成历史来读的人很多。据说某革命家就把小说《红楼梦》当成历史来读，甚至还从《红楼梦》中读到了阶级斗争。因此，我并不感到奇怪。从〈前言〉中可以看出，许先生不仅把拙作当成中国的历史来读，甚至还当成了世界史的一部分来读。他比较了英国清教徒革命与中国的革命，认为两者之间有共同之处。英国清教徒们曾经努力革除天主教的主教和神父们的败德和对一般平民的迫害，结果却造成了一个全无生机的社会，也是上面压迫下面的社会。中国也是这样。许先生说：“《玫瑰坝》中的人物抱着一番理想，进入这个山村，想要改变一切。由于他们自信站在‘理’的一边，扛着这个‘理’的组织就拥有绝对的权力。”许先生认为，英国的清教徒和中国的革命者都想建立一个伊甸园，一个人间的乐园，结果却都失去了这个乐园。“这是近代中国人切身经历的悲剧，也是人类历史上不断上演的悲剧。”

 

显然，历史学家的眼光与普通的文学批评家的眼光有所不同。许先生总结出来的很多东西，我在写《玫瑰坝》的时候并不是有意识地去写的。然而，读了许先生写的〈前言〉后，我觉得他说的话极有道理。

 

2018年11月，我受到美国查塔姆大学（Chatham University）的 Karen Kingsbury 教授和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的钱坤教授和张海惠馆长的邀请，去查塔姆大学和匹兹堡大学，与两所大学的一些学生和我的一些读者见面，给他们作讲座，和他们一起讨论我在创作《玫瑰坝》过程中所用的素材、写作时的灵感、以及其它有关的问题。利用这个机会，我在11月16日去许倬云先生的府上拜访了他。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许先生，也是唯一的一次与他见面。

 

许先生和许师母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和我相谈甚欢。我们谈话的题目非常廣泛，涉及到了许先生的身体，他的求学，他的学术活动，美国的政治，台湾的政治，等等。

 

在谈话中，许先生问我：“你在小说的最后写到陈素芬死去的时候流泪了吗？”我说，“我没有流泪，但是写的时候我的心情很沉重。”许先生说，“读到她死去的那一段时，我流泪了。”

 

我听到许先生这句话的时候感到十分惊讶。我一向觉得，许先生是历史学家，见惯了历史上数不清的苦难和死亡，况且他当时已经八十八岁了，感情应该不再冲动，似乎不应该为一本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之死而流泪。我甚至怀疑我是不是听错了。我觉得许先生说的不是流泪，应该是别的什么。

 

与许先生和许师母道别，出了门，走了几步后，我问陪同我前去拜访许先生的臧小林好友，“许先生刚才说，读到小说中陈素芬死去的那一段时他流泪了。他说过这句话吗？”臧小林证实说许先生的确是说过这句话。

 

这件事让我对许先生更加尊敬了。可见，尽管许先生长年与冷冰冰的历史资料和数据打交道，却没有形成我的想象中的历史学家应该有的冷冰冰的铁石之心。他在八十八岁的高龄，仍然保持了丰富的感情，充满了人文关怀，悲天悯人，关心人间的疾苦，希望“……我们知道如何审查乐园的美好承诺，不再轻易上当。”

 

今天，许倬云先生离我们而去了。本来还希望找机会再次去看望他，向他请教很多与历史、现实和未来有关的问题。然而，这一切现在已经不可能了。许先生在史学上留下了巨大的影响，也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敬意和感激，以及对这位大师的永久怀念。

 

许倬云先生千古

 

 

谢宝瑜

2025年8月4日，多伦多